NGO汉旺重建样本

　　邢陌眼中的NGO作用：灾后重建过程，将很漫长，政府精力有限，无法做到细致入微，NGO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王斌

　　6月5日，当午后的阳光不再毒辣，汉旺镇武都村十四组的村民们自发聚集在新九公路一旁的空地上，平整土地、铺沙、浇铸水泥，他们开始为搭建一个崭新的“办公室”而忙碌。

　　此前，由全国40余家NGO倡议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完成了价值1000余万元紧急救援物资转运等工作之后，开始酝酿成立“NGO备灾中心”，试图探索中国NGO在参与受灾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的道路上，究竟还可以走多远。

　　远处的白云山，安静地守护着这个山脚下的村庄，再过20天，从这座山的另一端，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天池乡、清平乡的村民，将来到这片土地上，在搭建好的过渡性安置板房里，开始新的生活。

　　根据相关规划，汉旺镇武都村十四组的一部分农业耕地被征用，作为汉旺镇受灾群众过渡安置区，这里将安置近3万灾民。

　　提供“软服务”

　　“我们之前在运送物资过程中，就开始考察各个受灾区安置点的规划，一直在思考，紧急救援阶段结束之后，NGO还能做些什么，”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原秘书长、NGO备灾中心主任张国远说，“所有的考验都是第一次，我已经从原来单位辞职，全职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做多少，只知道自己的人生被这场地震改变了。”

　　1979年出生的张国远，脸上带着几分稚气，以及连日睡眠不足所带来的疲惫。但是，当他说起自己这段日子参与NGO联盟工作中所经历的一切，眼睛立即炯炯有神起来。他说：“现在我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如何跟政府合作开展项目，怎么样去筹款，备灾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时候想想，真是头都大了。”

　　两天前，NGO备灾中心和他们的首批志愿者们，从成都买了一台5000瓦的汽油发电机、两桶20升的汽油，一路颠簸着带到了他们驻扎的大本营。晚上，他们拉亮了几盏灯，为这里的受灾群众放映了地震之后的第一场电影??周杰伦的《大灌篮》。

　　这也是NGO备灾中心第一次为受灾群众安置提供“软服务”，这一台发电机，一场电影，为至今尚未通电、通水的武都村带来了一阵喧嚣。在绵竹南轩中学读高一的余何春说：“村里来看电影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开心，没想到志愿者过来，除了给大家发东西，还做了这么多事。”

　　“其实，这正是我们NGO的强项，也是我们未来要提供的服务方向，”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邢陌说，“大规模的紧急救援阶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的过程，将很漫长，政府的精力有限，无法做到细致入微，我们NGO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事实上，在NGO备灾中心正式驻扎汉旺镇武都村的项目点之后，邢陌所提及的“细致入微”的工作即迅速展开。

　　“现在我们跟村民已经越来越熟，每天都去聊天，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开展后期工作，”来自河南淮阳的志愿者黄凯杰说，“很多村民的孩子每天都跑到我们的大本营来玩儿，他们被我培养成了小信差，经常帮我们志愿者给村长、队长带话。”

　　“政府和NGO有很大合作空间”

　　“前期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收集一些信息，比如家庭人口的构成、生活习惯、老百姓需求等这样的基础调查，”邢陌说，“然后，就要进入实施规划阶段，我们备灾中心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在安置期需要服务的老人、孤儿、残疾人，他们的生活层面，如何照顾，如何使其康复，仅靠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这也需要更多的NGO和志愿者加入。”

　　邢陌介绍，在灾民安置及灾后重建阶段，备灾中心不仅是单纯通过办公室提供一个安置区娱乐文化中心，更希望能够在机构运作不断成熟的情况下，吸引负责环境治理、幼儿教育等专业领域的NGO加盟，共同实现灾后重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的配套。

　　邢陌曾经两次跟着汉旺镇政府领导、绵竹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们一起考察，为NGO备灾中心选址，经过3次挑选，看中了现在正在搭建活动板房的这片区域。“3万受灾群众的安置，对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邢陌说，“汉旺镇的领导们听了我们的想法，很支持我们，政府和NGO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武都村十四组村民吕荣平告诉本报记者，志愿者们来了之后，村里很多受灾群众都愿意过来，“找他们聊聊蛮好的”。有时候，志愿者们开伙做饭，炊烟袅袅升起之时，热心的村民会心疼这些挖了野菜煮面条吃的孩子们，给他们送来土豆烧牛肉、冬瓜汤。

　　武都村十四组大部分村民最期待的还是能够尽快安居。“我们最想尽快安居，现在政府的安置规划中，我们村只有被征了地的村民才会搬到过渡安置区，听说没有征地的可能还要住帐篷。”村民陈永华说。

　　目前，武都村十四组共有63户，166人，农耕地被征用作为过渡安置区的仅有22户，还有40余户将等待未来的安置通知。

　　困惑中求索

　　在张国远和邢陌的构想中，正在筹备成立的NGO备灾中心，将首先以汉旺镇为样本，是一个能够根据汉旺镇安置区居民的需求，提供软性服务的平台。与此同时，这个组织的核心团队、执行团队，也将成为一个探索未来NGO参与灾后重建，乃至灾害管理体系构筑的先行者。

　　“我们只是有这样的目标，下一步在管理上如何发展，通过这次行动反思我们需要什么、缺失什么，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和架构，”张国远说，“这场地震之前，没有任何民间组织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参照的也只能是国外的经验，比如亚洲备灾中心。”

　　张国远表示，灾后重建的主体还是政府，但是，也需要有NGO、志愿者等民间力量来做一些软性服务，甚至满足一些紧急需求。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受灾群众安置以及灾后重建领域，民间力量的探索之路究竟可以走多远，还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不同层级的政府可能态度不同，当地政府的接受程度一定会比较高，但宏观层面是否有良好的法治和制度环境支持，这也很关键，”贾西津说，“现在灾后安置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灾后重建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NGO积极寻求政府合作是一个好趋势，但也可能会面临不明朗的宏观环境预期。”

　　张国远表示，目前，备灾中心正在筹备注册，将向四川省民政部门提出申请，但是也面临诸多困惑。“我们也面临着一定的资金压力，如果将备灾中心注册为一个全新的民间组织，组织架构将有理事会、执行团队组成，就必然会有一部分行政费用开支，”张国远说，“现在跟我们探讨合作的一些基金会，只愿意针对我们汉旺镇的具体项目投资金，愿意承担行政管理费用的很少。”

　　在张国远看来，民间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社会公信力、透明度，在这次地震灾害中已经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也在经受更多的考验。“最重要的还是‘内外兼修’，我们在期待政府给民间组织一个宽容的环境的同时，自己要走的道路更漫长，我并不知道能够走多远，但我们会一直努力。”张国远望着远方的白云山，目光坚定，言语短促而有力。（本报实习记者陈凯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