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成本型通胀压力下中国应放松价格管制

　　任绍敏

　　外生成本型通胀下，中国应放松价格管制，矫正要素价格。近日召开的“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上，多位经济学家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张欣认为，汶川大地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对控制通胀是不利的。

假如中国处于凯恩斯经济萧条时期，灾后重建有正面刺激作用，而中国目前在滞胀的边缘，问题就复杂了。“灾后重建拉动总需求，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如果对石油等价格不加控制，通胀很可能会突破10％。”张欣分析说，而对价格的控制弊大于利，造成一大片价格信号扭曲。扭曲的价格信号造成了产业的不均衡，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拉动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特别是建筑材料价格，包括钢铁、水泥、煤炭、塑料等，这些价格本来就在飞速上涨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认为，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低端出口制造业过度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恶化的原因之一。

　　那么，一旦出现外生的价格冲击的通货膨胀，谁来埋单呢？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认为，如果是民营企业来主要承担通货膨胀的调整成本的话，“中国经济的拐点肯定要到来，可能像越南那样，出现一系列问题”。

　　华民提出的建议，一是封闭投机窗口，人民币不升值、不加息，避免套利资金进入。二是取消价格管制。在价格管制下，需求仍然在增长，供给在减少，库存会增加。三是税收指数化，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居民实际购买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则担心，汶川大地震可能带来的影响之一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可能会强化。他建议进一步放松对资源的垄断，让资本充分参与竞争。

　　“美国借次贷危机主动进行战略调整，带来的影响更为厉害。一方面，美国下调利率、汇率，转嫁次贷危机；另一方面，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和国际金融秩序制高点，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能源，中央银行进行职能机构的调整，战略部署十分清楚。”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分析说。

　　周振华认为，经济结构扭曲，要素价格扭曲，再加上劳动成本提高，对中国经济潜在的影响很大，目前过热与过冷两股潜流同时存在。他表示，中国应该让汇率基本稳定，同时看准时机调整要素价格。

　　从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上，潘英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货币信贷总量控制应适度从紧，避免国内总需求过度膨胀，同时也需要避免成本推动引起的经济收缩。另外，加强信贷与利率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结构性微调：低端出口制造业、房地产业一定要压下去；同时要支持农业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财政政策应结构性宽松，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通胀挂钩；对低收入与贫困家庭实行食品券、教育券补贴以及物价补贴；对滞后产业（农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中西部地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潘英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