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国资法》定位本质是政府定位

　　6月26日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法（草案）》（下简称“国资法”）启动了二次审议。这意味着，立法进程十余载的国资法，在多方争议与因时变革中再进一步。

　　“与一审稿相比，此次‘国资法’二审稿整体来说有进步，进一步明确了国资委作为纯粹、干净的出资人角色。

　　在二审稿中，对加强关联交易过程中，国有资产损失惩罚力度、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条款做出了“微调”，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同时，二审稿还将该法名称改为“企业国有资产法”。

　　李曙光指出，作为一部旨在界定、确认国资产权的基础性法律，人们对其寄予着深厚期待，而法律调整范围、国资委定位，一直是“国资法”顺利推进的最大障碍和焦点。

　　在他看来，目前的草案更多是小“国资法”的概念，未来如果不继续推进，将离《国资法》原先立法初衷渐行渐远。而如果继续推进，该法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对未来国有资产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和市场化起到很好规范作用。

　　国资委应是纯粹的出资人

　　《21世纪》：你对“国资法”二审稿总体如何评价？

　　李曙光：与一审稿相比，二审稿整体来说是有进步的。内容表达得更准确了，对于我们原来争论的内容做了一个结论。

　　例如一审稿第10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政府授权的其他有关部门、机构，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二审稿则将上述规定修改为两款，分别加以规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国资委作为纯粹的出资人的角色定位。同时它意味着，将来的政府部门，也应该向纯粹的出资人转化，才能够担任这个出资人。这是二审稿一大亮点。但同时，我们觉得这次修改还是留下了一个尾巴，应该彻底删去。

　　“国资法”的立法，不是简单的对于现状的法律描述，更应该是对目前体制的突破、制度的改革。从法律上找到突破口，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彻底从权利、义务、责任这个角度来理顺。我们要制定的“国资法”，既然是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游戏规则，它肯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等于原地踏步。

　　《21世纪》：可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目前大踏步改革的条件似乎还不成熟？你指的“尾巴”是什么？

　　李曙光：当然，我们可以说改革突破要照顾到我们现在的时机、条件、因素是不是成熟，还有考虑现实的利益，但是我们的方向应该非常明确。

　　这个重大突破就是让出资人成为干净的出资人，不要回到原来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这个老路上去。而现在第十条遗留了这个尾巴，我建议坚决割掉，不要留。这也是目前“国资法”推进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我希望三审稿能够有重大的突破。

　　30年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政府归位，让国有企业归位，就是市场化体制的改革，就是依法行政，这样的话我们的企业才有市场竞争力。所以《国资法》的定位问题，本质上是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

　　法律名称改变是一次回归

　　《21世纪》：二审稿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法律名称，将“国有资产法”改为“企业国有资产法”。怎样看待这一改变？

　　李曙光：我觉得名称上比以前好多了。我一直是建议要叫“经营性国有资产法”或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改名是一次回归，名副其实。

　　但比较可惜的是，涵盖全方位的国有资产立法这次实现不了了。我们还终究没有站在一个大的角度来解决国有资产的问题。叫《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话，涉及面就比较有限。

　　最初关于国有资产立法设计讨论当中，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是（调整对象是全部国有资产的）大《国资法》，还是(调整对象是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小《国资法》？小《国资法》又有几种设计，涉不涉及到普适性的国资，还是只涉及某一部分国资？

　　《21世纪》：不同方案设计各有哪些优缺点呢？

　　李曙光：涉及普适性国资的好处，就在于未来为整个国有资产立法提供了一个基础、一个空间。但是它的缺陷在于如何衔接，具有可操作性。

　　只涉及某一部分国资，比较吻合现在的管理现状。但它的缺陷就在于，我们终究还是把国有资产立法放在了很小领域里。

　　我现在思考的是，这部《企业国有资产法》通过后，是否还会继续推进其他国资的立法。如果不继续推进，对我们搞《国资法》的初衷就有极大的遗憾。如果继续推进，我觉得这倒是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将未来国有资产的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和市场化很好地结合起来。

　　这就是制定国有资产法律体系了，这也应是下一步我们努力的方向。

　　关联方交易新规：

　　“出台要慎之又慎”

　　《21世纪》：二审稿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增加这样的规定，“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怎样看待增加的这条规定？

　　李曙光：新增规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出资人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是，它可能会对现行的《公司法》、《证券法》影响比较大，一定要经过充分论证，出台要慎之又慎。

　　《21世纪》：为什么要“慎之又慎”？

　　李曙光：市场经济中，交易的效率、安全是交易活跃很重要的保证，它的游戏规则就是要给市场所有参与方一个安全、稳定的预期。

　　如果甲方和乙方签订一个合同，大家彼此信赖，按照合同去执行，那么整个市场交易速度就会比较快，整个经济就会比较活跃。但假设合同过了五年或者十年被认定是无效的，那它可能会涉及到丙方甚至丁方，会涉及到好多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所以关于交易无效的规定，要少之又少，慎之又慎。这一条如果出台，可能将来其他主体跟国有企业的交易，大家就会比较害怕，因为有可能涉及到关联方交易就无效了。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这条法律有可能对国有企业有利，也有可能不利。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也可能损失了国有资产交易的效率。所以这个要充分论证，跟《公司法》、《证券法》协调，另外跟反欺诈交易协调起来，做整体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