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释中国改革30年：比较优势 企业自生能力

　　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突出成就，被很多人认为是巨大的奇迹。奇迹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的解释是，企业自生能力是决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企业自生能力这样的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它与比较优势有什么内在关联？企业如何获得自生能力？

　　就这些问题，在赴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林毅夫接受了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频道《经济学人》节目和《第一财经日报》联合采访。

　　概念提出与理论提升

　　《第一财经日报》：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遵循渐进、局部的策略，目前看，这个策略取得了极大成功。实际上，在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也讨论过同一个话题，即为什么局部和渐进的改革取得了成功。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林毅夫：事实胜于雄辩。这3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本身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说不是改革成功，这个奇迹是怎么取得的呢？

　　当然，任何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少问题。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想方设法改进。但是，成功本身也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1999年开始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即企业自生能力，用它解释为什么渐进的改革是成功的，而激进改革最后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改革战略。当时你怎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林毅夫：最主要还是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理解。进行比较研究，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可能会失败的渐进性改革取得了成功，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成功的“休克疗法”的改革却失败呢？

　　其实，在1993年出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时，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的各种干预或者扭曲本身，是内生的，是为了扶持、保护一系列没有自生能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的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既然这些制度是内生的，如果不克服造成这些内生的外生原因，想一下子把这些（因素）都取消，必然导致从次优变成更糟的三优四优。

　　“休克疗法”失败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存在制度扭曲。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就是试图解释这些扭曲本身，是一种内生的结果。

　　《第一财经日报》：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是在当时已经非常明确提出来了，还是过去若干年慢慢发展成了较全面的理论？

　　林毅夫：当时使用企业自生能力这个词，并没有特意提出来讨论。随着对中国改革发展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失败进行对比后，在1998年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时，发表一篇文章之后才明确把“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放在标题上，作为重要新概念进行探讨。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解释中国渐进改革为什么成功，可能更多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从企业自生角度看，比较微观，但看起来更直接。如果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可能与大家的生活更贴近，更容易理解，但又似乎有点空谈。要比较这两种不同视角，你怎么看？

　　林毅夫：不同理论、不同主张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解释问题。

　　确实，例如，苏联通过“休克疗法”改革，但经济发展很差，他们会说，需要一段时间制度才能建立。从现在的事实看，它改革十几年了，对于原来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预算的约束，各种明的、暗的补贴实际上还存在。

　　就是说，它在“休克疗法”十多年以后，没有真正建立起预算约束的制度体系。从这样的角度看，时间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反过来看我们渐进的改革。无可否认的是，在所有的改革国家当中，中国可能算是最接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所以能这样，就是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创造条件解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消除了、解决了，比较接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能够逐步被建立起来。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是说，自生能力的概念可能更多是与发展经济学背景相关，未必一定放在转型经济学背景下解释？

　　林毅夫：发展跟转型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企业有自生能力的这种形态也会不断变化。

　　比如，在发展的极端早期，可能农业有比较优势，那么，只有农场才有生存能力。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早期，大部分国家可能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那么，只有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中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就变了，只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企业才有自生能力。所以，从发展的角度看是这样的。

　　但从转型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通常原来想赶超，造成一部分企业，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先进的产业部门，但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相关联的扭曲。转型就是要解决这些扭曲，但如果不克服、不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要解决扭曲实际上难以达到效果，因为这些扭曲是内生的。

　　比较优势与产权明确

　　《第一财经日报》：可能出现一个相关的问题，即企业自生能力与当时的比较优势不兼容，所以，当时的比较优势不支持企业产生自生能力。

　　那么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为什么选择赶超型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有没有一些成功的可能性？

　　林毅夫：发达国家有优势的产业，都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这就造成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国家都希望能够赶上发达国家，赶超的意愿就会出现。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企业之所以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是内生决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转型国家的案例也非常有趣，比如，你们的论文中提到，让国外的战略投资者进入，包括新设一个私营部门，看起来比较有效率，但如果让原来国有的企业通过私有化，相对而言就没那么成功。这背后是不是也和自生能力有关系？

　　林毅夫：高度相关。转型过程中的私营部门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补贴，所以，在竞争的市场中，只能什么能盈利、投资回报率高，就从事那样的产业、采用那样的技术。如果政府不给保护补贴又能获利，企业必然要符合比较优势，必然是有自生能力的。

　　同样，如果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是盈利，他知道政府不会再给保护补贴，就一定会选择符合该国这个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战略投资。

　　反过来讲，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产权问题，所以不管什么方式的私有化??大规模私有化或者是内部的私有化，不对症下药，私有化以后，它所在的产业还是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还是没有自生能力。当然它还要继续依靠政府补贴才能存在。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企业在进行产权变革中，会慢慢转向符合比较优势？

　　林毅夫：假定一个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我一般把它称为有“战略性负担”，它所在的行业符合国家战略，但不符合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企业会把这个认为是负担，向国家要保护补贴。

　　如果企业是国有的，国家给了保护补贴，厂长、经理不能直接把保护补贴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所以个人的积极性不会那么强，如果私有化了，厂长、经理同样会跟国家要保护补贴，给了补贴以后，这个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两相比较，产权明确以后，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更高。所以，产权明确能够有效果，前提在于一个没有任何政策性负担的状况之下。在有政策性负担的状况下，要优先解决的不是产权问题，而是政策性负担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韩国呢？

　　林毅夫：我想首先讲“度”的问题。跟其他发展失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在每个发展阶段还是比较符合比较优势的。在上世纪60年代，主要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企业，比如三夹板、服装等，符合比较优势。上世纪70年代，它开始发展重工业，它的要素禀赋、发展阶段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同样产业的时候相比，应该强多了。比如，它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0%。

　　当然，如果相对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相比，韩国又显得比较赶超，因为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率平价计算，已经是美国的40%。

　　所以，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韩国发展比较好，比较符合比较优势。但是在“亚洲四小龙”当中，韩国又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受到的影响非常大。

　　乡镇企业自生能力的演变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中国的乡镇企业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整个乡镇企业改革可能是失败的，因为最后还要转向其他的领域发展。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是成功的范例。如果将企业自生能力放到乡镇企业改革案例中，你如何评价这样的改革？

　　林毅夫：乡镇企业出现，首先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它的产业选择通常还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才能够不需要补贴和发展。

　　以那样的产品质量、管理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能够发展得相当不错。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就不一样了，我们从短缺变成过剩，才会有通货紧缩。产能过剩导致竞争非常激烈，管理不好、产品质量差、能源效率差、成本高，就被淘汰。

　　所以，后来乡镇企业被淘汰，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管理不善。管理不善可能跟产权有关，乡镇企业产权相对比较模糊。

　　因此，你不能用它后面的失败否定前面的成功。

　　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不允许民营群体出现，民营经济可能就夭折了，与其夭折，不如发展这种产权相对比较模糊但是能够在农村积累财富、属于中间阶段的乡镇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自生能力如果放到新增长理论里解释经济增长的趋同和不趋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能不能做一些解读？

　　林毅夫：如果一个经济赶超，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就要各种保护补贴，经济发展绩效就比较差，它就不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就没办法实现趋同。反过来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符合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竞争优势。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经济会有竞争力，而且资本积累非常快，要素结构会提升非常快，产业就能够不断升级，最后能够趋同发达国家。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要符合比较优势。

　　华盛顿共识，主流认识已开始转变

　　《第一财经日报》：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与渐进或者激进改革相关的概念，是华盛顿共识。激进式改革是建立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中国的改革事实上背离了这样一个共识，你即将去诞生华盛顿共识的地方工作，你觉得华盛顿共识的问题在哪里？有必要改变这样一种共识的倾向吗？

　　林毅夫：我想，华盛顿共识所描述的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应该有的制度安排。作为目标，这一点还是正确的。

　　问题是，怎么样从一个不完善的制度安排过渡到完善的制度安排。

　　过去认为，这些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是外生造成的，所以想一步把外生的扭曲全部取消，直接过渡到完善的体系。

　　现在，人们都比较好地认识到这些扭曲是内生的，必须先解决造成内生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看看每个国家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现在主要现实条件是什么，机遇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从传统的、没有效率的体系向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过渡。

　　《第一财经日报》：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方式相比，华盛顿很多学界人士，基本上还是更加认同华盛顿共识。

　　你到华盛顿之后，在这方面有什么要做的工作吗？

　　林毅夫：实际上，如果我早10年去，确实很难。因为大家还没有真正体会，像中国为什么改革比较成功。对中国的成功，一般还是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

　　现在，对中国的成功已经有共识以及开始尝试了解。

　　因此，对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的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认识已经开始转变了。

　　● 1952年10月出生

　　●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 198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

　　● 198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

　　● 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 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担任主任

　　● 2008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

　　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欢迎订阅2009年《第一财经日报》！
订阅电话：
010-58685866（北京）
021-52132511（上海）
020-83731031（广州）
0755-82416077（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