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深圳分印点开印之际,结合改革开放30年的契机,我们回首深圳所取得的系列经济成就,总结经验。同时,也仔细考量在全球化过程中,深圳即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努力寻求解决之道,探索发展方向和未来的前景。
从蛇口工业区走出来的成功企业家,也普遍保持着良好的道德记录。他们既获得了足够的薪酬或股权激励,又对公司没有股权上的掌控,完全是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向董事会负责
招商局这个名字一度承载着近代中国产业救国的得失成败。
同时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时任招商局副董事长,后来出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的袁庚。上世纪70年代末,他主持下的招商局在深圳蛇口与港澳隔海相望的尺寸之地兴建外向型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就此诞生。
蛇口为即将迎来经济起步和高速发展的中国验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可行性,并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这笔财富不仅仅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宏大叙事,在微观领域,蛇口的实践也深深影响了一代企业家、一个企业群落。
30年时间或许变故不够,尚不足以证明真正伟大的企业;但这30年间,从蛇口走出的成功企业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共性,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企业界的标杆。
现代企业制度
王石、麦伯良(麦伯良新闻,麦伯良说吧)、马蔚华(马蔚华新闻,马蔚华说吧)以及马明哲(马明哲新闻,马明哲说吧)、任正非等现在名声显赫的企业家身后都有袁庚的影子。王石曾坦言自己刚到深圳的时候“不知道要干什么”,听到袁庚的那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有了创业的激情,开始为财富而奋斗。
但那句广为人知的口号恐怕只是人们记得更清楚一点罢了。袁庚对他的后生们的最大馈赠,应是发轫于蛇口的,对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原则的学习和运用。
除了万科、华为这样白手起家的企业,蛇口系企业因脱胎于招商局系统,从而多多少少地带有官方色彩。但是招商局属下在蛇口创办的企业很少占据绝对控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引入国企股东、海外战略投资者、公众股东等,从而使得企业持股结构实现多元化。避免一股独大,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必备的前提条件。
外界给蛇口很多光环,也给了袁庚更多的荣誉。但是这位年逾90的老人在与媒体谈起往事时概括得很简单:深圳这个地方,一河之隔,就是世界上市场经济最自由的城市。市场经济,香港是最好的样板,隔个河就是样板。英国人提出“积极的不干预”,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计划经济的痕迹。深圳只要把香港成功的经验学过来就行了,深圳发展得快就是因为这个。
在袁庚看来,比蛇口意义更大的是几个股份制公司,没有任何的行政干预,是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成功模式。
从1980年筹建南山公司,到后来的中集、招行、平安保险,招商局创办企业都以尽量减少行政干预为原则。南山公司本来的发起股东全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袁庚的坚持下,最终由国资与一家外资公司各持股一半,招商局主动放弃了大股东地位,但也使得南山公司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1987年招商银行从原蛇口工业区结算中心脱胎诞生。彼时的招行实在太不起眼了,不过是只有一家营业网点的小银行,连聘请行长都很难:庙太小,即使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一个处长都不愿意来招行担任行长。但招行的诞生同样是历史性的,它是国内第一家由企业发起的商业银行。从成立第一天开始,招行就实行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负责银行的重大决策,行长向董事会负责。
今天的招商银行已经是资产规模突破1万亿元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利润率水平居行业首位,零售业务特别是信用卡业务树立了绝对的领先优势。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市场化经营方式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多元的股东结构并不一定能保障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建立和良好运行。深圳特区的企业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新企业也都按照法人结构设立。但是30年来深圳不乏众多失败的企业。当年的金田风头甚过万科,但是最终却湮没无闻。
企业是需要挑选股东的。万科2000年放弃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引入华润作为股东。虽同样是国企,华润却更具战略愿景和市场历练。好的股东,无论是国企股东还是民营股东,都能有助公司的长远发展,尽量减少短期行为。
中国平安的案例可能最为典型。1988年公司成立,有招商局和中国工商银行两家股东,1994年引入高盛、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又相继在香港和内地上市。目前公司前4大股东汇丰保险、汇丰银行、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员工持股的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均不超过9%,形成外资、国有、民营企业、员工共同持股的格局,并组建了国际化、专业化的董事会。
专注主业的经营方向
现在提起万科,人们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地产龙头”。事实上王石在深圳的第一桶金是做饲料贸易,万科公司的前身做的也是进口录像机的销售代理,进入房地产行业纯属偶然。然而后来困为走私的影响,录像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房地产行业却越来越红火。
1993年,万科在上海召开务虚会,反思了A股上市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放弃以综合商社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加速资本积累迅速形成经营规模的发展方针,并确立城市居民住宅为公司的主导业务。
中国人讲衣食住行,住房从来是中国人生活的大事情。住房改革以及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注定了房地产行业将是一个大产业。万科选对了主营方向,并且把目标瞄准了自己已经通过前期的试水积累了经验的普通住宅市场。直到最近的A股股东大会,王石和他的搭档、总经理郁亮面对投资者关于万科如何应对房地产市场大幅调整的提问时,仍强调万科会坚守一贯的市场定位。
选择一个大行业,并且坚持做到最好,万科如此,招行如此,平安如此,中集乃至华为也是如此。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金融业的超常规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的增长,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市场,历史性的机遇为优秀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从央行空降到招行的马蔚华固然有些政府资源,但是招行毕竟在网点数量和资产规模上远不及国有四大行。那么招行依靠的是什么?是因客户而变的服务能力。当互联网对很多中国人而言还是新鲜事物的时候,招行就已经推出了一网通产品,并且实现了异地结算。
中国平安早在1993年就提出建设金融控股集团,15年对此矢志不渝。如今平安已经完成了保险、银行、信托和证券的行业布局,并且开始向海外拓展。
麦伯良差不多是集装箱领域的收购大王。如果没有在这一领域沉下去的毅力,他不可能带领中集在一个没有政策准入限制、门槛很低的行业里面做到世界第一。
一切为公的企业精神
袁庚为蛇口引入市场经济,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30年来却屡遭非议。这位文革期间坐过牢的“官商”,冒着巨大的风险,力排众议搞起了中外合资的股份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甚至进行了历史性的基层民主选举。
就像洋务先驱的精神遗产激励了一代民族企业家一样,袁庚这一代蛇口人的精神也被深圳的企业家群落所继承。他们勤勉尽责、恪尽职守,注重员工利益和社会责任,而这些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作为“蛇口之父”,袁庚带头接受舆论监督、搞民主选举。在这一阶段,蛇口工业区没有发生一起贪腐事件。从蛇口工业区走出来的成功企业家,也普遍保持着良好的道德记录。他们既获得了足够的薪酬或股权激励,又对公司没有股权上的掌控,完全是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向董事会负责。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职业经理人式的企业家主导,由管理层推动,是这些深圳优秀企业的特色。企业领导者有创业、变革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又有市场化、制度化的理念和勇气。在他们带领下,企业逐渐摆脱国有企业的行政束缚,又不像家族企业那样热衷封闭和权谋,公司管理相对透明规范,公司发展比较稳定,也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和新管理的变革。”
既不同于僵化的国企,又区别于狭隘的家族企业,蛇口和深圳的企业群落从企业家到基层员工树立起基于制度和职业素养的“公心”。曾有一位招行部门主管对《第一财经日报》说,招行每一个员工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招行的品牌和声誉。
在招行,人事任免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这样的政策坚持多年,为招行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对待即将完成收购的香港永隆银行,招行总行办一位主管称,除了网点之外,永隆银行大批有经验、有历练的专才最为招行看重。秉持公心、任人唯才,企业由此具备了更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还有一条看起来很基本的特质??守法经营。房地产市场一度充斥着各类“潜规则”,但是万科始终坚持合法拿地,足额缴纳各项税费。因此当地产新政到来时,万科几乎不受影响。改革和创新本身就是风险,但是最大的风险却来自于“越轨”。保持守法经营,配合国家的产政策经济战略,将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袁庚说,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要困难得多。王石本人对此感同身受,他曾表示,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
30年间,蛇口以及深圳的企业承接了先行者的遗产,经历了市场的涤荡,消化了国外先进的企业治理结构,并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化理念和制度安排。如果说洋务运动和招商局的历史留下的更多是精神遗产,那么蛇口和深圳的企业群落,或将作为30年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直接影响中国微观经济在本世纪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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