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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全球通货膨胀的根源与应对

  当前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正是中心资本国通过大规模的游资输出转移金融泡沫,自己则相应输入实物资本,使得中心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与外缘国家的通货膨胀几乎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热门的通胀话题

  通货膨胀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热门话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通货膨胀率几乎可以忽略,1951~1979年,我国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不足20%,年均涨幅不足0.7%。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显著上升,大致形成了三轮较大的通货膨胀浪潮:

  1979~1985年,通货膨胀开始展露峥嵘;1986~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依次为106.5、107.3、118.8和118,一度出现超过18%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度涨幅,触发了横扫全国的抢购风潮;1992~1996年,消费价格指数依次为106.4、114.7、124.1、117.1和108.3。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减轻,1997~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未曾达到104,其中还有数年低于100,1998~2006年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仅有101.1。

  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8%,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且各季月平均同比涨幅分别为2.7%、3.6%、6.1%和6.6%,涨幅逐步扩大;2008年3月消费价格指数为8.3%,已经创造了11年新高,4月CPI同比又上涨8.5%,环比上涨0.1%,特别是食品类价格同比涨幅高达22.1%,对普通居民生活冲击不可忽视。

  至此,从2007年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到6.2%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连续8个月亮起了黄灯(即偏热)。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预示着中国居民还将继续面对新的消费价格上涨压力,2008年4月,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8%;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9%,比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涨幅(5.4%)高3.6个百分点。此时,作为中国重要粮食产地和头号生猪养殖大省的四川省又于5月12日遭受了强烈地震破坏,更进一步给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增添了不确定性。

  把眼光投向更加宽广的天地,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无通胀经济增长都已经成为过去,

  通货膨胀压力正与日俱增。本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管理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1980~1984年,世界通货膨胀率(年增长率)为14.1%,1985~1989年为15.5%,1990~1994年为30.4%,1995~1999年为8.4%,2000~2003年为4.1%,2004年为3.9%,但目前通货膨胀率再次出现上升态势,各国(地区)通货膨胀率大面积超过2%~3%的适度通货膨胀目标,以至于5月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声称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今夏将面临两位数的高通胀。

  全球通胀缘起

  全球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最引人注目的大宗商品而言,尽管存在种种不确定性,但世界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供给却受到种种限制而难以快速增加、

  石油输出国有着维护油价高位的强烈意愿、新兴市场需求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美欧需求增长的减缓等因素决定了能源价格将居高不下(尽管其间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调);而国内外粮食库存水平较低、能源价格上涨、生物能源生产扩张、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又为农产品价格提供了相当坚实的支持。在制成品领域,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与中国国内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有关。上世纪90年代美国实现了"经济增长+持久低通货膨胀"的理想组合,其关键不是格林斯潘有神奇的宏观调控能力,而是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了国际生产,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滚滚涌入西方市场,有效地遏制了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制造"的免费午餐终于要告一段落了。此前"中国制造"低成本的关键在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严酷的就业竞争压力逼迫他们接受常常是很不合理的低工资。同时,中国的土地等成本也相当低(与西方相比)。然而,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日益逼近"刘易斯转折点",加上政府开始重视改善民生和收入分配,中国工资水平开始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土地等其他要素成本和进口原料、能源价格也在快速上升,导致中国出口商品成本上升。2007年12月,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同比上涨6.6%(进口商品价格同比上涨8%)。

  在更为广大和深远的背景上考察流动性过剩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正是中心资本母国通过大规模的游资输出向半外围、外围东道国转移金融泡沫,自己则相应输入实物资本,使得中心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与外缘国家的通货膨胀几乎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20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得以无限制地实施这种财富转移策略。

  在这样的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半外围的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经济体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维持规模较小的外汇储备,从而面临着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汇率风险;要么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和代价来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些机会成本和代价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外缘"东道国支付较高收益率吸收得来的游资,

  其中大部分又以低收益证券(主要是美国政府债券)形式回流"中心"国家,从而承担了这一回流过程中的利差损失。

  二是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以储备资产形式回流发达国家,

  开辟了一条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相互作用的通道,加剧了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假如成熟市场的动荡导致利率下降,资本为追逐高利率而流入新兴市场,但结果是70%以上又重新投入成熟市场,对成熟市场的利率施加了进一步下降的压力,导致成熟市场资本进一步流向新兴市场,如此循环不已。相反,一旦新兴市场资本流动逆转,其中央银行开始出售储备资产中的债券,就会对成熟市场利率施加向上的压力,从而加速新兴市场资本外流。

  三是巨额外汇储备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半外围、外围东道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一方面直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导致外汇储备增长的机制使得该国出口部门在资金供给方面赢得相对于国内其他部门的优势,从而进一步激励了出口部门的优先发展,外汇储备相应持续增长,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也随之持续加大。出口部门赢得相对于国内其他部门的优势,1997~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前)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艰难的反通胀

  中国政府已经将反通货膨胀列为经济政策头号目标。

  但首先,我们不能低估反通货膨胀的难度。作为石油净进口大国,在油价问题上,我国更多地只是一个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这一点自不待言;作为一个粮食净出口国,就是在粮价问题上,我们也不可高估自己控制的能力。就中国国内而言,2004~2007年粮食产量已经连续4年增长,在我们这个人均耕地很少的国家,这意味着粮食进一步增产的边际成本增长将日益显著。

  不仅如此,倘若剔除通货膨胀因素,计算出来的国际市场实际粮价在过去半个世纪呈现明显的长期走低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商品价格数据库,目前大米价格约为160美元/吨,虽然比2001年不足100美元/吨的价格上涨了50%左右,接近1987年前后的水平,但比1957年的450~500美元/吨下降了约三分之二,与1974年超过1200美元/吨的峰值更不可相比。这一比较结果意味着世界市场粮价还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回归其曾经达到的高位。

  其次,我们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相互抵消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漏损。这种漏损一方面从货币渠道侵蚀了紧缩导向的货币政策的效力,另一方面也从贸易渠道侵蚀了我国价格管制措施的效力。在货币政策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反通货膨胀政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外汇贷款的迅速增长、国内企业的海外上市冲动、引进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变相的资本内流等,这一切都影响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力。

  在价格管制方面,必须承认,价格管制措施迅速出台和实施,确实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强大的行政能力;但在通货膨胀压力持久居高不下的条件下,价格管制措施又肯定要面临挑战。从2008年1月9日到14日一周之内,国务院为强化价格监管召开了两次会议,修改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对操纵市场价格、不执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企业的处罚力度显著加大;提出了当前依法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的四项措施,其中包括近期禁止提高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不得提高供气、供水、供暖、城市公交等公用事业价格以及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明确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所针对的具体商品,粮、油、肉、禽、蛋、饲料、液化气等重要商品被纳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实行提价申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批发、零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当价格显著上涨情况消失后,及时解除临时干预措施。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强化价格管制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如果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仅仅是中短期现象,强化管制也是惟一的最优选择;但我们也不可忽视这些价格管制措施必然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潜在副作用。

  强化价格管制措施的最大挑战源于开放经济环境。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一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任何调控、对经济运行的任何管制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漏损,合法与非法的贸易、资本流动对价格管制的效力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反通货膨胀将是我国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而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以一国之力应对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局限性。

  强化价格管制措施的一个潜在副作用就是对居民和企业单位形成错误的激励,这一副作用在能源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油价上涨的一个正面作用就是激励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发新能源,激励居民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构建节约型社会。在油价上涨之时,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出于经济效率目标,我们都不应要求政府或石油企业补贴高收入居民的奢侈消费。

  无疑,对农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必要能源消费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助。决策者应当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如果某些可贸易品国际市场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最好的办法不应该是人为维持其低价,而应该是提高价格,同时借助目前强大的财政能力补助低收入群体。

  最后,应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努力正在加大货币危机的风险。

  在应对通货膨胀的努力中,提高人民币汇率被列为选择之一,问题是这一选择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货币危机风险。越南当前股市指数业已腰斩,高通胀压力更使越南经济管理部门陷入两难:为了遏制高通胀(越南官方公布的5月份通胀数据高达25.2%)和避免货币贬值,需要加息,越南央行事实上也已经大幅提升基准利率至12%;但如此高利率又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暴跌,并将重创实体经济部门。而且,越南当前的市场动荡有着深刻的根源,绝非一时一事所致:投资过高,2002~2006年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35.5%、35.6%和35.7%;高投资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收支便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08年该项比例将上升到13.6%,而1997年泰国爆发货币危机时其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5%。越南货币危机正山雨欲来。尽管在经济领域越南不过是个小国,2007年GDP仅700.22亿美元,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我国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从而决定了越南一旦真的爆发货币危机,通过贸易联系的危机传染效应并不大。但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和所谓"唤醒效应"很可能使得这场酝酿中的危机传染力远远超过越南经济的分量,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越南的问题,在这种"唤醒效应"下相继崩盘的风险很高。如果说越南是小炸弹,那么印度就是大炸弹。印度2007年GDP为10989.5亿美元,相当于越南的15.7倍,1950~2003年仅有两年贸易顺差,2005年以来整个经常项目收支也呈逆差,且逆差额从2005年的102.8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93.45亿美元,国际基金组织预计其今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可达378.65亿美元,且其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度比中国和越南都高得多。与此同时,伯南克近日宣布美国降息周期结束,从2002年以来持续大幅度贬值的美元汇率走势将很可能逆转,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风险。本来,资本流动逆转导致人民币走势逆转的压力就在日复一日地积累,周边国家的货币危机则很可能成为引爆资本流动逆转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贸然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结果就很可能是给投机者创造套现出逃的机会,我们自己也将身陷危机。(梅新育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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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建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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