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可能推高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进退维谷”

　　目前我国原油进口比例达52.3%，按照海关总署最新数据，1-5月我国进口原油7597万吨，增长12.7%，均价689.9美元/吨，上涨64.1%。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国本轮通胀与原材料涨价存在密切关系，属于一种典型的“供给冲击型通货膨胀”。

　　不像治理“需求扩张型通货膨胀”那么直接有效，在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下，中国利率可能由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首先，供给通胀增加生产成本，在企业的角度，加息也是一种资金成本的上升，同样作为成本，加息（资金价格上升）是否会带来资源价格上升同样的作用呢？再者，大宗商品涨价后，由于传导时滞以及产能剩余的不同，供给通胀下，我国各行业价格涨幅出现巨大差异，而加息很难根据此一情况区别对待，这又将导致行业间“不对称的真实利率负担”。

　　加息可能推高通胀？

　　从企业成本的角度，资源价格上涨与加息带来的资金价格上涨并无二致。以适用的时间加权平均，2008年前５月我国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比2007年同期的6.25%增加了122个基点。而金融机构同期平均贷款余额约29.5万亿元，为此，前5月，我国各经济体综合利息成本支出8061亿，同比增加1500亿元,这大于同期进口原油价格涨幅造成的1304亿元支出增加（根据其美元价格增幅，扣除人民币升值9%）。可见，相对于资源成本增加，资金成本增加绝非可被忽略的因素。

　　即使不考虑再次加息，今年全年我国经济体利息成本也将达1.9万亿元，同比增加达3600亿，而我国目前GDP总量约25万亿，利息成本增加与GDP的比值约1.44％，假定经济体按照成本加成定价法向下游转嫁增加的成本，那么，１.44％将是利息成本增加对CPI贡献度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而且是从绝对数意义上的）；即使放松成本加成假定，由于在生产经营中同属成本范畴，资金成本增加的涨价效应也丝毫不亚于原油成本增加（无力转嫁前者将无力转嫁后者，超额转嫁时亦然）。

　　加息面临的“不对称的真实利率负担”也可以从统计数据清晰看出。国家统计局的信息显示，5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2%，其中，采掘工业上涨25.9%，原料工业涨10.9%，加工工业涨6.3%，食品类涨11.0%，衣着类涨2.4%，一般日用品类涨3.9%，耐用消费品类下降0.5%。从25.9％到-0.5％，不同行业的价格涨幅极不均衡，离散系数（标准差／均值）高达98.6％。行业间的真实利率负担从-18％大幅变化至8％。此间隐藏的产业结构调整或许将剧烈得难以承受。

　　不难看出，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应对措施的讨论过多地集中在总需求（AD），或者说讨论仅仅停留在IS－LM模型的层面（因为该模型恰好推导一条总需求曲线），加息抑通胀用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总需求话语环境。而实际上，二战后宏观经济领域的最大发展是，将单纯的总需求分析推向总供给总需求（AS－AD）分析模型，该分析框架的出炉，正是因应着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总供给冲击，需要提醒的是，目前我们恰恰就遇到了石油危机。

　　总供给冲击的困境

　　在AS－AD框架下，目前的情况非常容易解释，总供给曲线已因资源成本冲击发生了向“左上方”的位移，厂商意愿出售产品的价格提高，此一位移的结果是通胀和较低总产出（形成“失业均衡”），超越总需求的语境，在总供给曲线中，加息，提高资金成本将加剧总供给曲线进一步向“左上方”的位移，把失业均衡推向更糟糕境地（更高通胀，更低产出）。

　　历史证明，对于成本型的通胀及其经济后果，并无高明的治理措施。

　　凯恩斯主义哑口无言，当时的他们只有IS－LM框架加“菲利普斯曲线”，IS－LM是总需求分析，而“菲利普斯曲线”又断言通胀不可能与经济衰退同时出现，为此，当时的凯恩斯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解释；最后竟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一个人被看作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就会把这个看作是对他的冒犯。在各种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主义理论，听众开始窃窃私语，哧哧发笑。” （卢卡斯1978年语）

　　跃跃欲试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也遭受惨败，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和所谓“里根经济学”都实施极其严厉的货币政策，他们妄图根据所谓“货币中性”理论，进行一场无痛苦的（真实总产出不降低）反通胀运动。不过该次经济试验的结果是，通胀控制住了，但是经济严重衰退。最终所谓“无痛苦反通胀”理论牢牢地只停留在书本上。

　　货币政策空间不大

　　比较完备的AS－AD模型所提供的答案也令人沮丧。这个问题最“无害”的解决办法是资源价格本身的回落。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并没有解决办法！这是产油国一种“绝对的攫取”，或者说国际转移支付。对于“攫取”，解决的办法当然是停止“攫取”，或者有人“买单”。

　　所谓有人“买单”，是AS－AD框架提出的另一种“有害”的解决办法：在通胀降低真实工资后，已经被“左上”移动的总供给曲线重新右下移动，从而总产出恢复。这时，失业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尽管产出和价格都已经恢复到冲击前的水平，这种恢复仍然是“有害的”，因为在这一新的均衡点背后对应的是，真实工资下降，真实资源价格上升，最终使得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力收入分配所占份额降低，而矿产主分配比例上升。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源类产品进口比例很大的话，那么则将形成，国内劳动力收入向国际矿产主的痛苦转移支付。

　　同样的道理，在已有资源价格冲击的情况下进行加息，会将总供给曲线进一步向“左上”移动，那么，总供给曲线要重新回到原来“右下”方的位置，需要真实工资下降的幅度则更大，在新的均衡点，形成矿产主和资金主合力“分食”原本属于劳动者收入的局面。

　　相对而言，真实工资下降总是比较大的失业率要好的“次优选择”，然而，在现阶段的中国，似乎连这种“次优选择”也变得极其的艰难，原因在于，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使得调低真实工资幅度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某些领域真实工资甚至经历了一次性的大幅升高。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在经济调整中，劳动力将与资源、资金两大势力一起将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推移，通胀和失业都将上升到更高的境地。这种情况也是已有试验的。1970年代意大利采取工资指数化的政策，将工资与CPI指数挂钩，物价涨,工资也涨。该政策试验的结果就是非常高的通胀和失业，最终令意大利经济受到极大伤害，在西方七国，意大利变成了最穷的国家。

　　如此看来，面对“供给冲击型通货膨胀”，目前典型货币政策的操盘空间并不大。供给冲击的解决更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我们对于资源价格的回落并无好的措施，那么不轻举妄动，静待资源价格回落则是题中应有之意，另一个也需要“静待”的是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为“科技与油价赛跑”加油，当前经济，如果只有油价上涨，没有科技进步，那么经济可能早已糟糕得不堪重负；而如果科技进步幸能不遇上高涨的油价，那么国民福利水平也早已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均衡是真实工资的上升）。当科技进步遭遇油价上涨，也就只有赛跑了，而为科技加油，则是与短期调控政策完全无关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