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改革的难点是形成有效而有序的市场经济

　　改革的难点，是形成一个有效而有序的市场经济。达到目标，我想是最基本的制度和有关制度的观念的转变，涉及到执法思想，政府定位，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互的关系

　　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进，中国转型经济学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在大量文献和论述中，有一位学者做了许多开创性研究，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

　　近日，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专访了樊纲。

　　释义改革与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这30年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什么？

　　樊纲：我提供一个转轨经济学的视角，这30年，是一个逐步建立新制度的过程，这通常叫做体制转轨。但我更想强调的是，转轨过程的核心问题，不是打破旧制度，我们的30年，很大程度上开始建立起新的制度。

　　中国的30年不仅是制度建立的过程，不仅是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30年还是个发展的过程。中国是两种经济体的结合，一方面既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体制转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以，我们通常说改革和发展，不要小看这两个词，它涵盖了中国经济的两大基本特点，也是最大的难题，而且这两者是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讨论，过去30年，改革释放了很多效率、能量，同时发展也给中国带来效率的释放。最近，你们通过一些定量研究评估过去的30年。有没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到底是改革带来的效率更高，还是发展带来的效率更高？

　　樊纲：GDP的增长率是我们要解释的变量。用什么因素解释它呢？有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一些有关改革的因素，比如，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对价格以及对企业管制的减少，国家财政占GDP比重的变化等，反映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变化，这些应该说都属于体制变量。同时，又有一些增长变量，比如投入都是增长的，资本积累、储蓄、劳动力的增长值、教育、城市化，科研等，还有基础设施等，这些从道理来讲都是发展，它们共同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们基本的结论是，扣除数量的投入，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衡量效率改进的因素，应该说体制改革的部分，也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大概能解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从定量角度来讲，应该说接近一半。如果再考虑发展的变量里面，也有一些制度变量，比如教育改革，还有科技体制改革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应该说改革对于我们几十年的增长，特别是效率的增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些关于企业的改革，和整个国家运行机制的改进，定价制度，市场制度，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没有30年的改革，解释不了现在的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30年，改革到底是怎么进行的？你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不断有一些关于改革的开创性的论文，比如关于平行推进还是循序渐进，你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过渡性杂种”，还谈到改革动态的过程等。你能否介绍一下提出这些理论的背景？

　　樊纲：这个根源是改革的实践过程。这些年一直在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概念，不仅说明改革的进程，而且还为下一阶段改革提供一些理论工具或者思想上的启示。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两三篇关于改革的文章。谈到改革的利益冲突， 1991年我写了一篇论文，系统分析了为什么改革是一个利益冲突的过程，什么样的利益是可以用补偿来化解，什么样的利益冲突补偿也不解决问题，例如绝对收入如果发生变化是补偿不过来的。那么就要研究改革的阻力究竟来自哪些地方？利益集团是怎么回事？有哪些既得利益集团？哪些利益只能在长期过程中获得回报，短期利益当中就有阵痛，大家对阵痛的顾虑怎么引起了改革？

　　如果希望改革比较平稳，必须适当照顾既得利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双轨制。所以，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改革的方向就是，赶快建立新制度，但是要给一些既得利益适当的保护和补偿。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结构就会发生变化。2000年左右，写了一篇文章阐述改革的动态过程。只要新体制比旧体制更有效率，它一定最终能够取代旧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益结构会不断发生调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新体制，整体体制也会向新体制并轨。所以，改革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毁灭、打破旧体制，而是怎么建立新体制。

　　还有一些概念，就是刚才提到的例如“过渡性杂种”，还有循序渐进还是平稳推进的问题。这些都是转轨理论的另一套问题，一个制度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中有各种制度因素，这些制度因素会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很多时候，由于其他体制的制约，这一个体制也不可能往前走得多远，想改也改不动，如果硬要改，会产生很多冲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用过一个概念叫“摩擦成本”，就是改革各种体制间的“摩擦成本”。2000年初，发现另一个词可能更适合一点，叫“不协调成本”，就是说计划体制自我是协调的，市场经济自我也是协调的，但就在这两者之间过渡过程中，很多地方都不协调，就会产生混乱、无效率，甚至是增长下降、社会冲突等。如果不顾这些“不协调成本”，采取比较激进的做法，可能产生很大的混乱。我们采取所谓渐进的方法，补偿旧利益，适当维护一些既得利益，可能不是一步到位，效率改进的速度慢一点，但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不协调成本”。也因此产生一些过渡性制度，它在各种制度共同约束下形成，所以我把它叫做“过渡性杂种”。

　　股权分置与乡镇企业的“过渡性”

　　《第一财经日报》：谈到“过渡性杂种”，股改可能是非常好的案例。现在处理后股改时代的很多问题，大家可能非常关注这个话题，你能否从“过渡性杂种”的角度谈谈股改？

　　樊纲：股改应该也是比较典型的事情。现在大家可能会问，一开始怎么搞了一个股权分置？这时回想开始的情况，我们既没有产权的法律，也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监管制度，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机构。

　　但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不搞股权分置，我们的股票市场迟迟开不了，建不起来就会耽误制度本身和这个制度所要求的其他各种制度因素的发展。所以，按照制度转轨经济学的道理，就是赶快启动一些新的制度。新制度建立起来后，旧制度的问题会暴露出来，然后进一步发展这个体制的条件也会逐步成熟。到那时可以再进行下一阶段改革，把这个体制逐步完善。我想，我们几十年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百分之三十，现在看来是很畸形，在英文里是一个混合体的概念。一个股权分置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以后，问题就开始逐渐暴露。但一开始至少把股市建立起来了，居民也开始买股了，然后监管的问题也逐步暴露，法律开始形成，其他都改得差不多的时候，机构也开始形成，监管也开始发展了。越来越暴露出这个瓶颈问题。大家发现，这是必改不可的了。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最初时的情况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系变了，法律体系、监管体系、资本各种条件、机构、金融、银行等，都已经建立，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它在各种制度、其他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互相制约的过程中完成了过渡。

　　有一个机构写了一本股改的书，找我写个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过去30年，有两个最大的动作，第一是开始股权分置的股市，第二就是前几年改革这个股权分置，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真实意义上的股市。股改在转轨经济学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另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也是在当时的各种条件约束下产生的。当时人们的习惯都是为集体工作。我问过一个企业家，当时怎么不搞私人企业。他说，当时搞私人企业，都没有人给我干活，没人合作。就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它一旦发展起来，新的因素开始起作用，开始向前推进。所以，这些年乡镇企业不断改变，走了一部分股份合作制，第二次股份再改，再变成了相对完整的民营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否能有一个更完整的整体方案，推进改革。你是否认为，整体的改革，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但事实上不太可能？

　　樊纲：事实上，因为人们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而改革本身充满了各种风险、各种波动。所以，人们为了规避风险，在一定意义上也会选择比较渐进的方法。

　　我想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在我们的利益结构、知识结构、历史背景下，我们得解释为什么没有走这条路，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然后再去说明，什么样的因素决定我们做出这种选择。刚才说的，包括“摩擦成本”、利益冲突等，怎么使人们走上这条改革的道路。我想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计划都因为知识不足，信息不足没搞好，我们怎么可能用计划的办法搞市场化改革。邓小平在计划经济运行了近30年的情况下，发现了问题，然后提出了这个观点，即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套过河的完整计划，但要朝河那个方向走。我们开始走起来看，我相信这里面，有它合理的逻辑。

　　我对这个逻辑的解释，第一是当时利益的结构，第二是我们的知识结构，信息结构，对制度的理解，对市场的理解，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条件下，开始朝那个方向转轨，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而且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所以，回过头来再批判，为什么一开始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用300天，500天实现这个计划？这有点理想主义，而且无法解释，无法正确理解整个改革的进程。

　　下一个30年的突破

　　《第一财经日报》：你也在很多场合讲到，中国的改革目前还是在初级阶段，能不能简单阐述下一步的改革最关键要在哪些地方突破？

　　樊纲：第一就是尽快启动改革。尽快开始新制度的过程，这是最重要的，利益结构也会跟着调整，而且你会从中获得知识，获得信息，然后才知道其他的改革怎么跟他配套。最不好的就是，设计来设计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总想有一个整体办法，迟迟不启动，耽误了大量的时间，而且耽误了转轨过程。

　　第二，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开放，它是为了既改革利益结构，又改变信息结构。通过改革开放引进新的利益主体，同时引进新的知识和信息。跟国际接轨就是为改变关于新制度的知识和信息，可以使摩擦更少一点。我想，今后的改革，如果很好地吸取了前30年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在今后做得更好，做得更快，做得更加平衡。

　　为什么还在初级阶段呢？就是说，也许从经济体制改革看，好像很多事都开始做了，旧体制已经基本打破了，但我要说的是新体制还远远没有建成。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无序的、混乱的市场，而是一个有序的、法制的、廉洁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有市场，提供私人物品，还有政府，有公共物品的供己，社会还要有秩序，交易成本也要越来越低。还要能公平，创新等。

　　《第一财经日报》：即便只讲经济改革，事实上也还远没有完成。比如我们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在一些资源定价方面，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下一步的改革，是不是应该快点推进？

　　樊纲：最近，问题也在暴露，特别像能源价格。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通过双轨制初步完成了产品价格市场化过程，现在就到了要素价格，包括资源价格，能源价格，资金价格，利率等，都需要进一步改革。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资本项下还远远没有开放。但是这也要逐步进行。政府改革在很多方面刚刚启动，社会保障体系等，过去进行了一轮改革，现在又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再进一步改革调整。各种商业行为、法制精神，整个法制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是否有利于创新？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等，金融方面谈论的风险确实比较多了，当然我现在也强调风险，发展风险监管机制，也是发展金融市场。一方面谈收益，一方面谈风险，这是相辅相成的。

　　创新不仅是金融市场，而是整个市场管制上的。我们一些基本东西还要改。现在有法规了，但法规怎么利于创新，需要进一步改。改什么呢？改更加基础性的东西。过去的管理思维是，不允许你做的就不能做。而法制的精神、市场的精神是什么呢？只要没有明文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这时候才可以创新。比如，搞一个创新搞出危机，或者搞出污染，我只要明文规定你不许做，你就不许做了，你就再去找那些没规定不许做的。监管者不可能创新，监管者只能监管风险，创新是整个市场和企业的事情。所以，我们整个的法制体系都需要新一轮改革。有了规则，但是这个规则怎么符合发展要求，符合一个有效、有序创新市场的方向，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基础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等。

　　逐步改革就是一个逐步修订的过程。现在很多东西属于“摩擦成本”的时候。如何从过去30年的改革成功经验和出现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启动下一阶段的改革，这是我们纪念30年最重要的一点。

　　《第一财经日报》：从你讲的这些看，下一步改革可能还需要30年。那么，你觉得在未来30年，改革最大的难点可能在哪里，发展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樊纲：改革的难点，是形成一个有效而有序的市场经济。达到目标，我想是最基本的制度和有关制度的观念的转变，涉及到执法思想，政府定位，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互的关系。

　　至于发展，我觉得今后30年比较难的恐怕是收入差距。一部分农民已经转移出来，还有一部分农民没有转移出来，这些人的工资都还很低，收入差距会相当大，会出现很多问题。过度强调迅速建立福利制度，有时候可能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问题。

　　樊纲

　　● 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

　　●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

　　● 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

　　● 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

　　● 1985年~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 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 1992年~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

　　● 1994年~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 推荐书籍：

　　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

　　《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