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音响：新中国“第一股”这样诞生

　　1984年，秦其斌懵懵懂懂地带领飞乐音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轰动国内外。

　　1986年9月，飞乐音响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当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用这样一种象征方式，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忆往事，66岁已是满头白发的秦其斌颇有“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的慨叹，他说那时“我不是在弄潮，而是被潮流推着走”。

　　而最早报道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的记者潘新华今天也认为，当年上海搞股份制试点势在必行，没有秦其斌，还会有李其斌、王其斌。

　　口述秦其斌（飞乐音响首任董事长）

　　地点上海得和茶馆

　　时间2008年6月30日

　　整理本报记者黄俊峰

　　“坐无轨电车上路”

　　今年采访我的媒体很多，都要我讲当年“小飞乐”发行股票的事。很多文章把我写成了一个很有闯劲的改革带头人物，这显然夸大了我个人在那个年代的作用。

　　其实，当时“小飞乐”的改革，就像是坐无轨电车上路，不是有计划地往前开，而是摸索着走到哪儿算哪儿。实事求是地讲，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偶然因素很大，成为第一股更是沾了伟人邓小平的光。

　　总之当时我是被潮流推着走的。一切好像是无意识的，又像是有意识的。

　　1958年我考上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1984年被任命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就是“大飞乐”飞乐股份的前身。

　　电声总厂主要生产喇叭，给电视机厂做配套，当然也可以做成音响。那个年代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慢慢提高，对娱乐活动的需求上升，上海街头开始出现音乐茶座，生意很好，对音响设备需求很大。

　　我就琢磨着是否可以扩大音响生产。但是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计划经济年代，计划外的经营活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把扩大音响生产的想法向上级作了汇报，他们同意，但资金要我自己想办法。

　　1984年上半年，我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的会议，听一些老工商业者聊天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股票这个东西，当时理解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认识到这个层面的话，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

　　就是偶然中得到的这点股票知识，让我想到了通过发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回头看，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理解股票的真正含义，把它等同于国库券。

　　“报纸逼我公开发行”

　　我们要发股票集资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新民晚报》潘新华耳朵里，他是跑上海工业条线的记者。11月15日上午他跑到我们厂，问我：“秦厂长，听说你们要发行股票集资，有没有这回事？”

　　我说有，他紧跟着问：“那你们打算向社会发行吗？”“是啊，向社会发行。”我随口回答说。

　　显然，记者是有备而来的，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冒冒失失的人，讲话浮。这个回答其实很轻率，因为当时我们其实准备内部发行，我认为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发行，就是向社会发行，并没有想到向普通老百姓发行。

　　结果，当天下午《新民晚报》头版上就登出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消息，很多市民打电话到报社和我们单位，问具体什么时候发行，怎么认购。

　　这样一个偶然，逼着我后来不得不公开发行。可以说，新闻舆论的推动，使“小飞乐”在股份制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最后我们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个人发行，一天就卖光了。

　　我还到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女士家里去，我告诉她飞乐音响要发股票，想请她做名誉董事。她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好事啊，我也买你们股票。”她好像买了很多股，人家是民族资本家的后代，真正了解股份制和股票。

　　实际上，我们当时发行的一万股（记者注：每股50元）股票，更像是债券，甚至比债券还保险，因为规定对个人股东实行“保本保息”，还实行“自愿认购，自由退股”，按银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股息。

　　要是没有保本保息这一条，老百姓谁敢买啊？上级一开始不允许我自己买，我就汇报说，如果我不买股票，下面职工会有意见，这才让买了1股。2000年我退休后，都抛了，呵呵。

　　“开业仪式上领导不提股份”

　　在“小飞乐”发行股票的前前后后，我们都得到了工商银行的指导，他们的角色就相当于现在的证券公司。

　　当时上海制定了一个股票发行办法（记者注：1984年8月10日，上海出台《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这是新中国有关证券方面的第一个地方法规），我们发股票的程序都是按规矩办的，“小飞乐”是一个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才50万元资本，是块实验田，各级领导也都支持。

　　开业之前，我邀请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常委的吴邦国参加，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还叫上同是常委的黄菊一起去。11月18日飞乐音响的开业仪式，吸引了很多记者。他们对我说，今天就是想听听市政府领导发言时，怎么讲股份制和股票。

　　吴邦国从口袋里掏出两页纸发言稿，他要求飞乐音响今后要抓好质量，做好服务，提高效益，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提股份制和股票。那些记者很失望，第二天我们开业的稿子在报上都发得很短。

　　现在仔细想想，那个时候中央大力提倡国有企业改革放权让利，集体企业实行承包制，根本还没到提股份制的分上。上海一向是少说多做，吴邦国在飞乐音响开业仪式上故意不讲这些，是一种政治智慧。但他愿意出席，本身又用行动证明了对我们改革的支持。

　　“分红遭税务局调查”

　　1986年初，“小飞乐”第一次分红就引来了静安区税务局的查账。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一个税务局工作人员晃进我办公室，他上衣纽扣敞开着，质问我：你们分红就是私分国有资产。我回答：我们不是国营单位，是集体的。他大声说：集体也是国家的。

　　虽然上海制定了股票发行办法，可在计划年代，各个部门之间壁垒森严，税务和工商根本不管发股票的事。

　　“沾邓小平的光成为第一股”

　　1986年9月，“小飞乐”和延中两个股票在工商银行上海静安信托营业部进行柜台交易。那天我去看了，地方很小，人很多，我心里很激动，也很感动，心想真的有人买卖我们的股票呀？

　　股票上市交易后，国外媒体对我们更感兴趣，日本的、美国的记者都来采访。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搞？我就依样画葫芦回答说，对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借鉴。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经验能在中国推广吗？我当时的回答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说：“成不成，就看我们的试点。”

　　11月，邓小平向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凡尔霖，赠送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成就了我们新中国第一股的地位，我们沾了邓小平的光。

　　当时好多股票被送到北京去挑选，上头不满意，“小飞乐”是第二批送去的，最后被选中，主要是因为印刷精美，所以说“小飞乐”成为第一股偶然因素很多。

　　那个美国人特别较真，非要跑到上海来把“小飞乐”股票过户到他名下，这下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

　　退休后，我经常反思，自己当年经营“小飞乐”的时候，很多方面有失误，现在“小飞乐”带着新中国第一股的光环，主业还是不行。“小飞乐”虽然也取得很大发展，但是总觉得遗憾很多。

　　口述潘新华（第一个报道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的记者）

　　地点上海文新报业大厦43楼茶座

　　时间2008年7月2日

　　整理本报记者黄俊峰

　　写飞乐音响那篇新闻，当时我哪能意识到意义是划时代的呢？那会儿就觉得是个新鲜事儿。

　　这篇文章发表在1984年8月15日《新民晚报》头版，在中心偏左的位置，有495个字。主标题特别把“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拎出来，这是老编辑的手笔。

　　我认为新闻就是为历史打草稿，回顾我1984年写过的一些报道，那时上海从上到下，涌动着改革开放的冲动和激情，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年初我采访了解到，上海钢琴厂1983年一共生产了聂耳牌钢琴4800架，除了出口国外，投放国内的钢琴销售一空，购买者很多是个人消费者。那年10月，中断了三十年的个人支票重新在工商银行上海徐汇区办事处复活。上海还规划建造五星级的静安希尔顿酒店，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厂也在1984年开工建设。

　　1984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工业党委书记的黄菊在一次会上的讲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还写过一篇比较长的报道。当时黄菊要求基层党员不做改革的旁观者、同情者，而应该做改革的参加者和促进者。

　　在谈到“改革不要等”这个问题时，黄菊引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俗语：“草鞋没样，越打越像”，支持和鼓励改革试点、探索的决心一下子就表现出来。

　　1984年的上海有这样的背景，没有秦其斌，早晚还会有李其斌、王其斌出来搞股份制试点。

　　改革开放30年，风起云涌，激情荡漾。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萌芽到逐步成熟。30年的风雨中，有无数次的激动、喜悦、惊险和进步。本报从今天起开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版，让我们穿越时光，重温历史，放眼未来，走向辉煌！

　　1986年9月，飞乐音响柜台交易第一天的景象。左上角为飞乐音响原始股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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