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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周其仁教授的演讲。

  主持人:非常感谢樊纲教授关于中国30年当中经济的转型理论的提纲携领的分析。下面请周其仁先生就中国这30年始于农村,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思路做一点评。

  周其仁:我以为新书发布会是拿一本书就可以回去看,没想到还要开会讨论。要是主持人刚才继续让茅老师和樊纲讲下去,很快就会出一本书,说明3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们会觉得有很多话要讲。

  我们当年下乡以后,回到学校上学,听说农村发生了变化,不是太相信,因为我们在农村已经呆了有十年,城市去农村的,比维迎还差一点,维迎就是农村出来的,他对农村的理解就是超过我,我在城市生活,又去农村看,有一个反差。十年干了很多无用的劳动,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不太相信我们呆过的农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概78年听说安徽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太相信,同时另外一面也有点比较激动,因为农村好像不会变化,在给定的条件下,就像自然现象一样,农村就是很穷很穷,当时听说有变化是有一点激动,就利用暑期到安徽做了调查,当然有一个条件也是得到当时杜润生,他是不大在乎年轻人,不大在乎级别,不大在乎你从哪里来,只要有好的观察,有好的看法,他就愿意听。这就是我们卷进去的过程。

  卷进去以后就发现像今天中国社会面临很多问题,当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卷进去做了很多调查以后,我有一个看法到今天还是坚持,就是中国社会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他解决的办法已经在这个社会里头。问题里分散的,自发的,想解决困难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变成国家政策的方向,这是不同的。

  你说30年前农民什么问题?农民穷,可是农产品非常地缺,30年前中国农产品的困难程度是离谱的,一张张票城市居民有几十种之多,过年一户人家有一两还是二两芝麻,一张票到固定的地方去买,农产品不够,农民很穷,这社会不是不需要农产品,可是没有供给,你供给就可以增加收入,这是并存的现象。

  你说这样的难题能不能解决,在乡下呆过就知道,我在农村观察过就知道,同一个农民在公家的地里干活一塌糊涂,教育我们下乡的年轻怎么少用点力气,不被看出来。同样的农民回到自己的自由地,行为完全不一样,自由地大一点,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划到一户户去种,承包多户。发生过多次。查来查来包产到户是1956年就在浙江永嘉县就搞了,后来所谓农村改革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早就有了,所以你要晓得不管今天在北京讲中国有什么问题,首先感到这个问题的还不是经济学家,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你说农民穷农民知不知道,农产品买不到,城里人知不知道,他都知道,只要知道都会做出反映,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差别,自发的反映得不到承认,是不被社会承认,这个差别好大。56年第一个永嘉组织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是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干部队伍,回去当农民,一直当1979年,我认识这个人,叫李云河,就是增产支持,等到风向一变,就把人打下去。所以中国农村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就在社会里,无论历史上早就出现过,现实又不断地冒出来。

  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式生存、合法,你就阻碍了生产力。所以改革,这里两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的国家政府,包括党。政策往哪里走,对底下做的事情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就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这件事情30年前发生很大的变化,代价是非常大的。你说为什么30年前开始对这个事情承认,以前就是不承认,这里就是制度经济学讲到的,一个制度发生变化,一定是原来的体系维护成本非常高,越转越转不动,损失代价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这种成本的这些人要有足够的数量,最后一条重要,要在关键的位置上,他知道这个体系转不下去,然后他就开始有变的东西,愿意承认,所以这点上,30年后始终认为邓小平的贡献蛮大,如果没有这个人,中国这么大国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大一点的“北朝鲜”,也许有点差,差不到哪儿去。我是到边防听北韩的一些情况,很容易懂的。吃不饱饭,大游行,人民往外跑,抓回去。就是这么一个体制,这条路一旦走进去,是很难出来。

  所以要有一个条件的人物对过去体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时愿意用他的政治权威,为适合生产力发展新的关系给它合法化的地位。当年所谓若干个一号文件倒过来看,一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这个包产到户被打压,一号文件主要是教育国家机器的,教育干部,说服他们这么走是对的,最困难就是这条路,因为过去那套东西会不但形成既得利益,还会性的一套意识形态,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运算方式,认为只有这么走,才是对,其他是不能想的,不能碰的,不能试的,这是30年前中国发生变革很重要的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学者、研究者、调查者的工作,因为制度发生变化,除了原有的体制,成本要足够地高,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变化的体制的成本要足够地低,怎么低?信息非常重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可以说这里有这个,那里有那个,自己的社会里到底有什么,哪些事情做得通,哪些事情做不通,当年包括我们在座很多在内,机缘巧合,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点工作,其实不是说决定什么政策方向,就是降低了社会信息成本,他知道好多事情可以做的,做了也不会危害你原来想象的东西。

  最早是安徽傻子瓜子,最早调查就是农研室组织调查,到底雇了多少工人,炒出来多少瓜子,交了多少税,再看他这里生产形态,是不是真得把你这个社会就颠覆掉,当年很离谱的,炒瓜子的事情最后报给邓小平了,没有他那句话,搞不成那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正规法律,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

  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在,凡是遇到困难,总有人想办法突破困难,因为中国每个普通人,每个家庭天然就有改善生活的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就会推动他行动,这是不要去引进,但是自发的做法怎么能持久,怎么能被承认,这个是需要社会很多不同层面共同做工作。

  我想30年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是把这个层面打通了,底层的实践,高层的做决策,中间的做研究,做反映情况,这个层面打通了,中国的颜面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今天同样面临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如果没有对30年前了解,你会觉得今天的问题也会大得不得了,一会大家也会讨论,有些问题会觉得难得不得了。你看普遍的腐败,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怎么解决,但是我相信跟30年前一样,自发地努力,国家的权威政策运用得方向,还有把底层上层打通,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我们分散的利益合成一个改善这个国家的伟大的力量。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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