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与英特尔的40年

　　2008，利涉大川

　　69岁的英特尔董事长克雷格?贝瑞特精力异于常人。6月23日一早，他戴着红领巾，顶着炎炎烈日前往离成都3个小时车程的地震重灾区彭州龙门山镇，看望一所小学的孩子们；中午回到成都市内，他出席完“英特尔i世界计划启动仪式”后，前往拜会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晚上7点，他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大讲堂发表了两小时赢得满堂彩的演讲，而后从台上一跃而下，赶往机场奔赴北京。当晚飞机晚点两小时，抵达北京已是凌晨2点。随行的人困顿不堪，他还在认真地阅读文件。据说不久前的一个星期，他刚刚一口气在欧洲访问了7个国家。

　　贝瑞特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全力支持四川灾后重建工作，了解当地震后恢复的需求。

　　“地震对于英特尔来说并不陌生。”贝瑞特说，英特尔总部就建在地震多发区的加州。23日早上，在龙门山镇小学的临时帐篷里，贝瑞特把他从自己蒙塔纳州500英亩农场带来的象征吉祥与好运的“马蹄铁”，送给了一直称呼他为“贝老先生”的龙门山镇九年制学校校长周世述。晚上，贝瑞特获得了成都电子科大青年志愿者送给他的写有“我们在一起！”的T恤衫。

　　虽然贝瑞特开玩笑说，“在我们公司，CEO是真正重要的，董事长无关紧要(isnothing)”，但此刻由他??一位过去14年已经13次访问中国的老朋友代表英特尔前往地震灾区，向那里的人们表示慰问和支持，显然是最合适不过。在“英特尔i世界计划”启动仪式上，贝瑞特正式宣布英特尔将追加3500万元，用于在8个受灾县建立200个计算机网络教室，并引入“英特尔未来教育计划”，以及借助志愿者，长期支援灾区恢复和重建。

　　英特尔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来表明英特尔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过早会给赈灾添乱，过晚又没有意义”，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说，“地震发生后，我们是首先捐款的跨国企业，我们希望在灾区重建的工作中也成为一个表率。”

　　7月份，美国国务卿赖斯将率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地震灾区。贝瑞特赶在了他们前面。“很高兴我们能参与到灾区重建中来，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看到小朋友们的创意，有些真的很令人兴奋，在网络教室里我想我们又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贝瑞特对《商务周刊》说。

　　“做正确的事”，是贝瑞特此次访华行程中，记者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汶川大地震是2008发生于中国的最大事件，英特尔力求像它过去15年一样，“做正确的事”。这15年来，几乎每一个对中国来说重要的关头，英特尔从未缺席。

　　贝瑞特访华的前两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刚刚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讲，他以历史为鉴，向台下的美国听众讲述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种种艰难历程。他说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闭。”评论认为，王这次访美旨在呼吁美国对外更加开放，而不是奉行日渐抬头的保守主义。英特尔公司以及贝瑞特本人在近10年来，也曾多次向美国议员们上下游说，试图推动美国放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出口限制。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没有几家跨国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尔更深刻地理解王岐山话语中的意义。改革开放推动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持续30年的腾飞，英特尔则在同一时段成为全球高科技的领导者。这两个巨人的成功故事不仅在时间段上如此重合，事实上，两位巨人也势所必然地走到了一起，相互成就，互为支点。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英特尔除美国本土外功能配备最全的一个市场，在美国有的功能部门在中国都有。我们在印度主要是研发，日本主要是销售，马来西亚、菲律宾主要是生产，唯独中国是从基础研发到应用研发，到生产晶圆厂、封装测试，到市场、售后服务、采购、教育、风险投资等等，"光谱"上有的都齐了。”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对《商务周刊》说。

　　而仅仅在20年前，就要开始成就一番霸业的英特尔还遑论了解中国?一这个西方人眼中的神秘、落后而封闭的国度。

　　1979，潜龙在渊

　　年轻的芯片巨人对东方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特尔前高级副总裁、微处理器产品部总经理虞有澄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就只身来到中国。那个时候的英特尔刚成立11年，现任董事长贝瑞特和CEO保罗?欧德宁刚加盟5年，英特尔还是一家存储器芯片商，以至于1972年便加入英特尔，历任半导体工艺、晶体管等产品策划的上海籍华人虞有澄一度离开英特尔，尝试自己创业。

　　1979年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这年7月，中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外企进入中国才有了法律依据。”学商法出身的戈峻说。

　　“1979年，中国大陆刚开始实行开放政策，我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只身前往北京与广州一探究竟。这正是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也是大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度解开她的神秘面纱，寄望借由与外界接触以展开经济改革的步伐。”虞有澄在其1995年出版的《我看英特尔》一书中回忆道，“我踏进大陆的第一眼，所见之处都是灰黑的色调，真是令我大吃一惊。可能由于冬天天冷，每个人都穿的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让我觉得时间的步调好像变慢许多。大陆人倒是对采用微电脑显得兴致高昂，由于大陆过去很少使用主机或小型机，和欧美相比，没有大型系统资料转换的负担，因此我认为这是微电脑的大好市场，而且是个还未开发的全新市场。”

　　让虞有澄感到兴奋的是，当时大陆的官方人员很能接受微电脑，很快就体会其功用。“但要他们认识到软件的重要，并说服他们软件有价，就需大费唇舌。知识产权的观念在大陆仍是天方夜谭，他们认为软件既然是无形的，怎么还要花许多钱去购买？”他同时也说服英特尔公司让他做大陆的代理商，将英特尔的产品卖到中国大陆。

　　因为厌倦了美国到中国的漫长飞行，1981年3月，虞有澄受安迪?格鲁夫之邀重回英特尔公司工作，随后为英特尔成为微处理器之王立下了汗马功劳。

　　虞有澄把中国大陆是一个“微电脑的大好市场”的信息带回了英特尔。但英特尔当时刚在其1978年的年度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家庭电子计算机”，微软也还只是一家仅有28名员工的合股企业，世界上第一台PC在两年后才由IBM造出，没有人意识到PC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此前的11年中，英特尔已经历经坎坷。

　　1968年7月18日，英特尔公司创立。1968年是世界历史空前动荡的一年：法国爆发六月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和总统罗伯特?肯尼迪先后被暗杀??但25年后《福布斯》杂志一位专栏作家写到，这一年只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英特尔创立，二是夭折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起义。

　　成立之初的英特尔只有30名员工，原始投资250万美元。次年9月，它推出了第一款金属氧化半导体芯片1101，结果在与主流产品的竞争中败下阵来。1970年10月，英特尔推出第三个产品，1103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两年之后，1103成了当时世界上销量最大的半导体存储器，英特尔提出著名的“英特尔公司说到做到”(Inteldelivers)口号。1971年，英特尔完成IPO，这也是公司第一年赢利??105万美元。

　　1982年，英特尔经历过一次大规模人才流失事件。在深入了解后，英特尔高层发现，离职的工程师中，中国人占很大比例。格鲁夫找来虞有澄，“你们是同文同种，也许你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虞有澄与一些华裔经理人探讨此事，最后举办了一个内部研讨会，讨论英特尔企业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给出克服差异的建议。1983年，英特尔内部成立了“多重文化整合委员会”，并开始举办中国新年晚会。

　　创业初期的英特尔就决定要发展为跨国企业，因此1973年时就在马来西亚槟城设厂，后来又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并赴爱尔兰设厂。1972年加入英特尔任工程部经理的赖炳荣当时在马来西亚槟城管理英特尔的工厂。1980年代中期，升任英特尔副总裁的赖炳荣与格鲁夫曾有一次关于中国的对话。他向《商务周刊》回忆：“格鲁夫当时对(投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恐惧感，我说"安迪，假如中国崛起，1亿中国人用苹果电脑(非英特尔芯片)，那这块大市场不是拱手让人了吗？所以你现在必须进入中国去抓住机会。"他歪坐在那里，问，"中国人有钱吗？"我说，"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钱，但听我在摩托罗拉的太太说，大哥大那么贵，中国人很多都是提着钱箱来买。假如我们不进中国，我们就失去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