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一：共和国一甲子

　　毛振华：眼下新闻热点都在讨论奥运会，而在奥运会之后在做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回顾。中国企业家的责任论坛内容也将改革开放30年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提出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议题叫“共和国一甲子”，这个题目本身是一个很理论化的题目，社会各界都在参与讨论，我们在做一个“创新奖”，这是由基金会等单位共同评奖，然后由我们来颁发这个奖，今天来谈到这个会议也有一些基金会，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基金会设立的奖金是十年前提出来的，实际上也是在回顾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历史，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都有自己的感受，所以我想这个研讨会上大家都能积极发言，大家可以讲改革开放的变化，也可以讲讲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前三十年的比较，当然也可以讲经济、文化等等的看法，希望能够将自己的观点、看法提出来和大家交流。

　　坐我旁边的陈晋先生是中共党史研究所的领导，谈历史的时候他在这方面最有研究，那就先由他开一个头。

　　陈晋：我是这个经济圈外的过客在经济学里面属于过客，我们研究的行当和这个不同，我就谈一个观点，这六十年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亲历者都是在雾中穿线，那么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80年在四川就谈过这个问题，当时那个年代养七只鸭子超过八只就有贩卖的嫌疑，所以所有历史的创造者和亲历者他们在那个时候都是在雾中穿行，我们看看这其中的关系？前三十年应该说建立了一个新中国，那么这个国家往哪里发展？搞建设这是没有问题的，政权在手上就一定要老百姓吃上饭，这个观念在任何时代的执政者都是这样想的，前三十年在探索这一条路，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会儿学苏联，一会儿闯新路，闯新路失败了转而搞文化大革命，那么后三十年也在探索，只是前后对比不同的是站在肩膀上搞改革，那么邓小平也说过没有前30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改革也就不会这样启动。

　　在这60年当中有几个概念：（1）我们的政治话语当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好多的文章、报纸、讲话也好，新中国一成立我们就进入社会主义，其实这是一大误解，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如何搞？提的这些话语非常多，但是一直搞到邓小平探索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才基本上形成一个雏形，这里面要提出一个概念，邓小平自己说的“把社会主义干成是几代人、几十代人都要干的事”，可见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2）宏观调控。实际上新中国一成立，上海战役“黑白之战”就是一个宏观调控问题，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历程；（3）市场经济。80年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什么改革改了14年以后到了1992年，邓小平才在南方谈话里面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然后在十四大才提出了市场经济，人们的认识有时候是可以在提前或是在实践之前有一个判断和认识的，可判断和认识正确吗？这需要实践来证明的，历史的创造者和亲历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知易行难”。

　　北师大珠海校区校长华生：从我这个角度谈这个问题更自由。我在想中国前30年以我来看确实是在探索如何搞社会主义？那么前30年是在研究将这个更理想更加的前进，那么看整个走的路都是非常有逻辑的，让社会主义越来越纯粹化，毛主席也想在经济上作出一些成就来但经过一些事情看来他成功不了，因此他转而从政治上做事情，当时提出的“五年超英、七年赶美”，那时候是想加速发展经济，想将中国造就成世界上富强的国家，但是失败了，原因我们也知道。前30年要总结涉及的东西很多，我们今天是否全面深刻的总结也只是一个开头，坦率的说一、两百年前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很多“空想”成分，刚才陈晋说了，邓小平说了“改革开放要几十年”，那么就体现了以前那个定义有空想的嫌疑，以前提倡的共产主义现在看来离我们太遥远了，这些问题是我们后30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保证，但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和认识也要逐步展开，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是在研究一个社会主义更前进化的话，改革开放后30年我们是想让这个社会主义更“世俗化”的行为，虽然原来那些伟大口号不见了，反而中国后30年都取得了比历史上几千年更大的进步，所以要说改革开放30年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我们经常看到各界写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看来都是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和不足，所以真正要认识这60年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非常好，今年我们反思完30年，明年我们还可以接着研究这60年，我们今天看今后的30年和60年恐怕也是雾里看花，我最近在研究30年的问题，一方面的世俗化使我们取得了这么伟大的成就但也引起了文化的代价，我的讲话就到这里。

　　毛振华：下面请喻杉女士说说。

　　喻杉：现在有很多题目都在研究30年，最近我读了一些书给了我很多感触，我们在讲60年但是我想把这60年往前推一下，我先谈一线左倾思想，这个是在文革时发展到极致，这是一个伟人引导的思潮，现在改革开放很多的做法是对“左”的一种反思，而且我现在也感觉到不管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媒体生存环境，现在我最关心老百姓的心态，整个生活的基础，这个社会在“右倾”，我并不是说朝右的方向转，那么未来我们是将一个思潮推上去失败后我们再来反思吗？这个并不是某个短时间内能控制住的。

　　我觉得不要仅仅只是说沉浸在这30年的辉煌，要将脚步放在一个大问题上，因为历史一直在重复。

　　李兰：我是做企业家调查工作的，我叫李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做的15年的中国企业家调查工作，我有一些数据提供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发言提供帮助，在这15年我们曾经是这样的，（1）1993年我们曾经做过企业14项自主权的情况，在初期主要是以国企改革来作为企业家初期的起点；（2）1993年进出口权?有3000多家企业参加，14项自主权的人事管理权有53.7%落实了这项权力；对您应报承兑奖的态度，是该拿？不该拿？该拿的占到了51.2%，该拿但不敢拿占38%；企业经营者任职的情况，1993年董事会任命的只有3.8%，自己创业的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调查结果有5千多家企业参与调查，董事会任命的从93年的3.8%提升到了13.9%，这些数据我觉得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企业家群体对于他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满意程度，2002年我们进行的调查是社会地位满意35.5%、政治地位满意的是35.1%，2007年调查下来的结果是：政治地位满意度是37.9%，社会地位提升44.8%；（3）关于收益的研究。2003年我们调查下来的收益在2万以上的占了97.3%、2-10万的占了2.7%，10万元以上的没有；2007年2万元的为零，而50万以上的占了16.5%，我非常赞同陈东升对于我们企业真正建立社会企业制度文化的解释?股份公司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对于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过程有了突破。

　　我们在2007年调查时，大多数企业都有实际的公益行为，认为本企业应该参与社会事业的占到了90%，这次抗震救灾时，各企业都参与到了捐赠公益事业当中来让我们很感动。

　　关敬如：我来自北京，工作单位是中国诚信管理公司，刚刚以上朋友的发言很好，我想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也是非常吻合的，从一个长周期来说很多人对此问题有研究，他们觉得在长周期里面最主要的是人口的因素和技术的进步会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从我们谈的情况来看更多的是一个制度化的问题，我们在谈共和国60年的时候，我想在座没有人能有发言权了，可是我们在模糊和感知的过程中来认识这60年，我觉得刚才陈主任给了一个观点，前人是在雾中穿行，我们要探索和预期未来我们就更加难了，但是总的一个原则来说，建国初期30年有经验教训同时也有成就，但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就是非常大的经验和教训，给了我们总结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30年给了人们集体主义、基础设施、农村技术设施及大工业的发展等等的发展和成就，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建立于前30年的基础上。前30年改革开放确实是建立在现在这30年的基础上，实际上特别像我们经历比较多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其实我们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事儿，当时我们认为并不简单，我是80年代在国家机关单位工作，当时我将房地产的概念写进文件当中的时候大家都不认可，因此为了一个写房产还是写房地产三个字我还专门做的请示，而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就可以将“房地产”三个字写进国务院的文件里这可见30年里发展是很迅速的。

　　袁铁一：我们公司做了12年，过去我和其他企业去聊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到底以后60年或100年里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投入很多，比如联想集团、海尔集团每年的猎头费用是2千万，大多数企业家就如“小毛主席”，他们打着红旗跑得非常快，可是后面的企业跟不上了。以前企业将业务做得很快，可是公司内部却跟不上了，很多思想和战略的东西在企业内部进行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要想从以前60年的基础上走向100年，我想需要一个计划，比如说白领的苗总遇见什么事要一层一层的往下走，现在是一个法制体系化的社会，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影响公司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红旗到底能打多远？企业家能否有自己的个人生活？我觉得将这些问题做好后，用人计划在公司中的体现会更多一些。

　　吴晓波：中国经济现在这种社会主义后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就刚才喻杉女士说的关于“左倾”和“右倾”的问题，其实美国对于日本的调查后发现当初并没有……前30年改革主要是一个民营壮大、私营来抢夺的局面，到现在为此国资委下面是600多家企业，国营企业不会超过2千家，过去改革开放30年最伟大的革命是我们将汉武帝的国家主义进行了一个改变，我们能否走出这么漫长的历史三峡，这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

　　嘉宾1：在我看来如果将60年和企业结合在一起思考的话很简单就是“产权史”，像刚才晓波说的（）将自己的企业捐给国家，可是我看过一篇报道其实他是不愿意的，他白天说得很好听但是晚上会哭鼻子，所以我们会发现后30年发展的时候会慢慢产生这种概念，我很遗憾发现，我们的企业还在不断往里面沉沦和挣扎，昨天我跟柳传志先生聊了很久，他很纠结的问题就是联想集团还是一个国有企业，晓波说得非常好用政府驱动经济和市场这是和市场背道而驰的；现在我们有了无权法、劳动法，公司产权法等等这是都是捍卫人权和公司权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文革时期伤害的是人格利益，当时是剥夺了人权和产权。

　　我们人文主要还是来自于乌托邦……

　　毛振华：中国企业家是什么？中国的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是不同的，有些人说做国企是否是企业家？我看国企也有企业家，主要看如何定义，再说责任是什么？我们说的责任就是社会责任，但是现在社会的要求不是说只要把你的企业经营好就是对的，或者说是你阐述了你想表达的观点就是很正确的事情。通过地震后的一系列事情对一些企业家及其企业都带来了一些阴影，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等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思考的，所以一个企业家如何去说这个责任这是需要真理的，当社会很多资源集中到企业家身上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给予企业家更多的期许和苛刻的要求，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将企业家的责任往前延伸的时候，企业家在讲社会责任的时候要从权力、利益方面出发，中国社会不是有中国企业家的社会，很多企业家都加入到了其他的事情当中，我并不是反对他们去做企业以外的事情，只是说在谈企业家责任和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时候还有一个保护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企业平均生命2.9年，中国干了15年的企业家有多少？到了30年的企业家却少之又少，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多，我希望我能够从一个存活下来的企业家角度赢得大家的信任和认可，这是需要长时间考验的。一家企业做到15年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企业家当他做到15年以后就萌生出退市的想法了。

　　喻杉：我觉得大家在今天已经进行一个思想上的交锋，我觉得要有一个情怀在里面，大国要有大国的情怀，企业家也要有企业家的情怀，我有时候思考企业家讲真话，我就在想真理并不一定是美丽的，对中国经济改革起着大作用的其中就有企业家的贡献，所以我们有权力要求国家给予我们更多更大的空间，作为企业家要做到情怀不要一味的要求这个国家要给予你什么，只要你本身做好了情怀，这个国家会给予你更大的空间，就算没有公民都会去为你争取这个机会的。

　　李兰：除了情怀之外还要有两方面：（1）反思能力；（2）乐观态度。我们如何将心比心？我们都在一个地球，我打一个比如：我们三个人因为你出去了有能力当上了企业家，而我们两个没有太多的成就，当她有成就后回来，我们两个人没有给予太多的理解和认同，总觉得她是否瞧不起我们，所以我想只要这个社会多一些理解和情怀的话，这个社会会更加和谐，人也会更加有信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1：在今天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想有个人物是不能忘记的?（牟奇忠）我想中国发展到现在，对于中国企业家我们应该理解，理解他们的苦衷，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在平时的企业实践里面总结出来企业管理的经验理念和规律，又能将它系统化形成适合自己的经营理念，这才是一位真正的企业家。那些后期爆发的人应该称之为暴发户，而谈不上企业家，这个企业的成长不是靠后期规律性的东西而是靠机遇，如果不是靠管理而是靠市场，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企业还是靠这种潜在规律。我曾经对华为集团和远大集团写过一篇文章

　　大家看到现在马云做得特别好，但是他真的就这么好吗？我写了一篇《阿里巴巴的隐忧》，阿里巴巴为什么有隐忧？这个公司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而只是靠中国最低廉的劳动力来营销自己的产品，之前微软要收购，阿里巴巴紧张了他担心受控制，我想马云能否战胜自我，这个公司今后的能否可持续发展都靠马云的自我挑战了。

　　北师大珠海校区校长华生：喻杉说的中国“左倾右”的思想，中国近代受到侵略所以就受到了“左倾”的侵入，刚才讲到的国家主义，我很赞成，中国几千年是很深厚的国家主义，中国历史上的交替是打碎?混乱的过程，中国要走出历史循环，这次不是要炸毁、打穿这个岩石而是要如何融化这个岩石？这也是改革开放30年真正给我们的启示所在。我们不能离开文化传统，在简单对国家进行批评的时候我们也该反思，那么国家主义是从个人层面来谈的。

　　关敬如：我们回到历史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复杂，我们现在有几个共同认识：（1）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今天无可置疑，那么这个成就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要总结改革是否要继续往前行？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到城市，再从民营企业到国营企业的改变，这其中就有一个贫富差异在里面，这个最大差异就体现在农村和城市中，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法根本解决，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农民土地的问题，他们现在的工作只是自己的劳动，而自己的收益还没法解决；（2）运行问题要解决。我们在过去30年时间内是在国内体制改革下进行的，实际上现在中国和国际结合，我们的运行问题也该和国际结合进行解决，也就是说国家未来的改革和运行应该站在全球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相信在未来30年，我们的经济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我们的行政机制和体制如果跟不上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奥运马上到来，我想说两句，我们要办“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要办成全球迄今最好的奥运这是对我们的高期望，我们从传统理念和我们的角度来说一直想要办一个好的奥运会，这使得我们没有了弹性，这应该在行政体制和机制上做出改革，要有一定的弹性和空间，这个社会才会安定和谐。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鲁向东：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不能称之为企业家只是官员，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有多面性，更多时候还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企越来越像一个“企业”了，但是不可否认在世界经济领域里中国很多的国企确实扮演了一个企业角色而不止是一个政府或是一个部门。今天看了“中国企业家的责任”这个题目太大了，什么是中国企业家？大家都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好象只有拥有自己的企业的人才能叫企业家，可是实际上西方国家里面很多真正的企业家都是打工的，他们并不真正拥有这个企业，那这些人算不算企业家？所以我想在讨论这个事情之前要先有一个判断。那么中国企业家的责任是什么？社会责任、政治责任、道义责任等等很多责任，现在企业家的责任书都可以写很多本了，那么企业家干企业是为了什么？就是要为对投资者负责，说明大家对你这个企业的信赖，所以像我们上市公司一是对股东负责；二是对客户负责；三是对社会负责，另外还有股市等等问题对于企业家来说都是有影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国际大环境、国内发展新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因为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环境、社会环境及国际环境，那么这些环境到底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还是糊里糊涂的走下去必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好处，在谈企业责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认清楚我们发展的方向和前景，这才是我们企业家真正的责任。

　　毛振华：最后请苏小和对于今天的会议做一个总结。

　　苏小和：中国企业家的责任这个问题需要解析，企业家的责任肯定是确保投资者获利这是一个赚钱的责任，但我觉得还有几点：（1）确保自己走出历史的痕迹；（2）中国企业家应该是市场的主体；（3）确保自己的理念和方法。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企业家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在中国发展上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就是上述三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