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专访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我倾向用“自主制度创新”而不是“转轨”描述改革三十年

　　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和它奠定的基础，正在形成一个内生的、自主演化的制度和文明体系

　　因为它是从昨天，从中国的历史中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所以和“转轨”经济体那种变革完全不同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对权力来源、部门权力和个人权力的规范还不够严格。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立法过程缺乏监督和足够的规范，政府具体部门对社会、企业与个人的管理权限还没有得到合理的界定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发起了“中国改革三十年研究与出版工程”。近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其联合发起人、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中国改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研究与出版工程”的主要发起者之一，请你谈谈你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总体认识和评价。

　　史正富：我认为中国改革不仅是一般意义的改革，其成就不仅在于发展了中国经济，而且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点，中国改革三十年是一个发展的奇迹，不但是中国发展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具体表现有四。

　　一是三十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这么长时间保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德国、日本在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有过一段持续高速增长的纪录，但是其高速增长所保持的时间与速度没有中国的三十年这么好。

　　二是从经济增长的受益面来说，中国改革使最广大的人口实现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首先是从收入最低的群体开始的??改革的第一波，1979~1983、1984年，农民是最大的受益群体。所以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所走的弯路：一般在最初阶段是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产生大规模的赤贫阶层，然后再进行补救。尽管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但是同1978年改革开始的时候相比，应该说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在大规模改善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后期，的确出现了贫富差别拉大的倾向；但从全景来看，无论是同英国工业革命还是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中国改革的受益面都更广，整体生活水品改善的幅度更大。如果从绝对数量上来讲，中国改革实现的减贫人口，相当于过去几百年全世界的减贫人口。

　　三是在高增长、大受益面的同时，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型：从早先由苏联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演变而来的、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成现在的以多元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家都知道，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此同时还实现高增长、大受益面就更不容易。许多前社会主义经济体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所谓“转轨”的时候，都经历了经济发展的休克和中断，民众的生活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反而下降了。

　　四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暴力冲突。不是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但总体来说，中国在改革的三十年中，基本上维持了社会稳定。

　　上述四个表现同时发生，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相当独特的，很可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说，中国改革即便不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奇迹，至少也是最成功的经济发展奇迹之一。

　　第二点，如果超越经济史的视角，放大到文明演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奇迹，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来适应现代文明的探索和努力，将要找到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存在形态的一个开端和重大突破。

　　我觉得，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和它奠定的基础，正在形成一个内生的、自主演化的制度和文明体系。

　　中国改革不是“转轨”，

　　而是自主制度创新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三十年改革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从时间上看，中国改革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在时间上有一定平行性，那么它同其他所谓“转轨”经济体相比有何特色与优势呢？

　　史正富：中国的改革是多方面的改革，农业、工业、科技、金融、地方政府、法制，等等，改革的成功也是多方面的努力共同造就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总的视角来观察改革。我观察的这个总视角是中国改革的自主性??我现在倾向于用“自主制度创新”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而不主张用“转轨”这个概念来描述。理由很简单，“转轨”这个词主要是描述1989年后苏联东欧的执政体系崩溃之后，从苏联的那种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欧美式的多元民主、私人产权、市场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基本上都是由外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思想作为先导，借助外力，由国内的政权从上而下推动实施，早期称作“休克疗法”，强调的是从此岸到彼岸的一次性跳跃。与这种“转轨”相比，中国改革的目标、思想基础、领导体制、内容、过程、结果，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因此用“转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改革是极其不恰当的。

　　首先，关于目标。“转轨”的目标是比较简单化的，就是多党制民主和私人产权市场经济这样一套现成的制度。那些“转轨”国家并没有问过那套制度对它们自身合适不合适，而是简单地全盘接受。而中国改革者则认识到，制度的选择说到底是以生产力为标准，改革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呢？若干年以后的今天提出，是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为了让全社会的最大多数人口生活得更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它是一个终极标准，人的发展的标准，而不是以某种现成制度本身为标准。

　　其次，关于思想基础。“转轨”的思想基础是欧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时至今日，许多西方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制度转型的问题，但是当年大家对此都很自负，表达出来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而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一个是实事求是??判断一个制度好不好，适用不适用，要到实践中去试、去检验；另一个是在中国具有广泛共识的学术和政策研讨工具??可以把它称作“改革经济学”。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成分，经过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东欧经济学家的改造，又经过中国经济学家根据实践加以调整，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诸如两权分离、企业自主、宏观微观、市场调节等主要观点，基本上都在上述语境下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广泛认可了。所以说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不是纯粹外部输入的思想，而是一定程度上中国自生的经济学思想。

　　再次，关于改革的领导体制或者我称之为改革的治理结构。苏联东欧的“转轨”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而中国改革的特色恰恰在于用分权的手段实现了一个分权导向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实现了一个分权的经济体制，而实现这个分权型体制的过程，本身就是分权的：不是由一个中央的最高设计机构来设计我们未来的经济制度，然后一步步改过去；相反是引进了一个类似技术创新的体制??允许分散的制度的创新、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程度的新的体制要素，经过各地之间的比较、模仿和中央政府的调查研究、比较鉴别，在多种声音的争论当中，最后使那些最具生命力的部分被认可，然后推广到全国去。

　　中国式分权改革模式的上层是中央政府的宏观指导。过去三十年，中央政府对大政方针、战略布局和办事的一般原则，在各个阶段都提出前瞻性的东西，比如“生产力是第一标准”、“放权让利”、“经济特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的来说是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两手并举。但在这些大的框架下，中央并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办什么不可以办什么，因此留下巨大的空间，将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创造性，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大企业。近几年中央又提出 “科学发展观”、对内讲“和谐社会”、平衡发展，对外讲“和平发展”。现在和当年比起来，战略上有所不同，有很明确的递进关系，国家的宏观发展思路是“与时俱进”的。

　　分权改革模式的执行层则是地方政府与企业。而且地方分权又形成了一个梯队的结构：最有自主权的，是四大经济特区，然后是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各种各样的试验区。中国版图如此巨大，采取这种多层次的空间、时间分布，赋予不同程度的自主权，这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制度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制度创新变成了一种类似市场一样的机制。很多地方都在摸索和提供新的制度形态，至于哪些形态最终会成为广泛被采用的形态，有一个自发学习、模仿的过程。比如农业改革最初是安徽搞的，安徽的很多做法在一河之隔的江苏当时还是不允许的，但是中央同意安徽试一试，试的结果是增产增收，所以一河之隔的江苏也感到压力，觉得为什么我们不搞。如果某个地方制度创新的效果好，中央就派人来总结经验写文件，推广到更多地方去。不论是农业、企业、金融，各方面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延续这个思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面有大政方针，下面有广泛试验创新，中间有研讨、知识扩散的过程，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治理结构。

　　最后，关于改革的内容与结果。上述这个独特的改革治理结构产生了一系列内容和过程的不同。因为不是预先想出来的，而是本土智慧在广泛空间上试验、比较的产物，所以中国改革就形成一系列很有特色的本土制度安排。但这个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自主创新又不是排外的。

　　从结果看，中国现在走出来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土地制度、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制度、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制度各个方面，与当代世界的主流形式，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它既能够基本适应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纳了当代的原则和经验，又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因为它是从昨天，从中国的历史中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所以和“转轨”经济体那种变革是完全不同的。

　　政府系统优化

　　是未来主要课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指出的这个开放性演化非常有意思，也能解释中国改革的一些独到之处。但是我们知道开放性演化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部分的演化程度可能并不协调。有些领域已经很成熟了，而有些领域还比较稚嫩，或者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你觉得中国目前哪些方面是比较成熟了，已经找到比较适合我们的形态，未来长期会比较稳定？哪些方面还不够成熟，还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史正富：预测未来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表达愿望。就目前观察到的来看，我对经济层面的制度安排是最乐观的。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相对而言，它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还比较强。企业制度、市场交易制度、企业的竞争力、产业的整合包括出口等，我比较乐观。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是中国现在企业竞争力中一个非常强大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企业家的竞争力。与世界同行相比，他们在年龄上有优势，知识结构上有优势，学习能力上有优势，拼命精神上有优势。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有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家群体，差不多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周7天都在想工作，基本上没有娱乐的时间。美国在经济大起飞、诞生大企业的那个时代这可能也是很普遍的，但是今天发达国家的主流公司都是社会大众的公司??上市公司，经营者都是聘用的经理人，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和平发展，社会上享受生活的想法比较深入人心，很少人能像中国主流企业家这么拼命。即便要素价格调整会对民营企业造成冲击，造成民营企业的洗牌，但我觉得这种洗牌是一个正常的市场选择的过程。经过这一轮选择，可能会有一批企业脱颖而出，代表中国在未来的世界市场上竞争。

　　相对而言，公共部门的制度安排比较令人担心，由于第三部门即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目前还比较弱小，所以我主要说政府组织。最近的大部制改革是第六次机构改革了。不能说中国过去三十年政府制度改革的成绩不明显。没有政府制度的适当改革，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绩是哪里来的呢？毕竟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主导的力量，经济成就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的制度安排一定有它合理的地方。一是前面提到的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创新上的地方分权制度；二是在过去三十年当中，政府的人才结构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刷新，政府成员的素质、年龄、知识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政府的人才素质在当今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但从大规模组织的管理这个视角来看，我国政府目前的效能与效率水平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比如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对权力来源、部门权力和个人权力的规范还不够严格。第二个突出问题是立法过程缺乏监督和足够的规范，政府具体部门对社会、企业与个人的管理权限还没有得到合理的界定。目前很多立法都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立法，这往往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脱离社会复杂现实，引起多方面争议；二是带有浓厚的部门中心的倾向??主管部门自己立法，自然倾向于让自己工作更方便，权力更多一点。第三个明显问题是政府公务流程还相当粗放。中国政府除了中央各部委和省级政府，还有两千多个县，四五百个地级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正规组织了。这个组织当中的组织结构、部门的设置、岗位的编制、责任权利义务的管理、人才的激励制度、财务制度、事权的划分等等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有人要问了，既然刚才说政府里的人才素质很高，为什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这就涉及中国政府部门的制度创新的一个缺陷了。地方分权的宏观政府制度和人才结构刷新，都是中央最高领导推进的改革，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部门的改革，并没有像经济改革那样形成一个自发的、多层次的自主制度创新机制。我想提出探讨的是，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国的政府系统能否形成这种机制。

　　我没有用“政治改革”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含义太多。从行政组织和管理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政府组织，就可以发现它有着一堆的管理问题，流程不合理是个典型的问题??不管是办结婚离婚登记、办出国护照、办房产登记，更不用说经营企业所需要办理的许多政府管理手续，这些流程大多没有经过一个以效能为标准的审议、优化过程；它就是这样自发的，不知哪天形成的这样一个流程。这些问题和政治改革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它们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效率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管理创新，或说政府流程再造，其实要比笼统地说政治改革更具可操作性。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三十年，同1978年刚开始改革的时候相比，面临的问题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和过去的问题不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思想养料、战略、政策工具也和当年不同了，所以可能面临着新一轮的、更高层次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