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乐观的基本面
《21世纪》：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今年A股市场持续下跌，是否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形势不被看好？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将会怎样？对股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陈志武：从宏观经济环境和企业盈利能力来看，股市今年的状况不容乐观。
巴曙松：在过去5年中，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从10%到去年的11.9%，很多指标已经明显过热。应该说，这次调整是宏观调控有意引导的结果，只不过后来外部碰上了金融危机，内部碰上了雪灾、地震等，内部的经济调整与外部的经济调整出现叠加，回落的趋势更加明显。资本市场总是倾向于反映未来趋势的，经济向上扩张的时期，市场会充满乐观预期；在回落时期，也往往容易提前在资本市场反映出来。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抑制通胀，政府部门对于油价和电价等进行了干预和管制，也导致市场在估值上失去方向感，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等在上证综指中占的比重又相当大，会放大总体市场波动。
另外，大小非减持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从总体来看，当前的市场调整，反映了中国经济本身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从原来主要依靠外贸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从原来依靠大量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的增长方式开始转向重点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改进，从原来较低的物价水平和较高的增长水平转向一定的通胀水平和较低（与前几年的水平比较）的增长水平，这个转换过程并不容易，体现在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上，就是显著的调整。
赵锡军：国际国内的变化影响经济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另外，今年以来的一些自然灾害，对局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有影响，但是对全国的宏观经济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
去年上市公司的盈利，大概有一半左右是投资利润。今年投资利润减少了一半，但上市公司还是盈利的。这种状况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要好得多，美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上市公司的环境比我们要恶劣得多。但是我们股市的反应反而更加激烈，美国道琼斯从13000点下降到11000点上下，调整幅度最多是20%。而我们从6000点调到2700点，调整幅度达60%。
在股市调整的过程中，投资者的非理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股市正常变化的情况下，投资者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市场。而当这种股市出现暴涨、暴跌的时候，投资者有时候就会过度反应。当投资者失控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就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孙明春：经济增长最近有变化，但远远没有股票市场变得快。应该讲，我们是最早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会下行的机构，我在去年8月底就对2008年的经济下行风险提出警示，并在随后数月中写了一系列文章，提醒投资者注意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连串问题。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接下来两三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都可能会处于十多年来最艰难的时期。不过，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调整，并不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的看法。因此，今天来看，在政府、企业以及各类经济主体都意识到这些困难之后，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变得更理性，政策决策、商业决策和投资决策会更明智，这对未来排除困难其实是有利的。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应该看得更长远，没有必要那么悲观。
中国经济连续八年都是上行的，现在是第一次下行，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政策调整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创造问题。比如，货币紧缩，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减缓通货膨胀、防止资产泡沫变大，等等。控制投资的政策，是为了防止产能进一步过剩。过去很多年，经济增长不平衡，表现为投资过高、对出口的依赖性太强、增长的环境成本太高、对劳动力补偿不够等，现在的这些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虽然短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盈利，造成一些阵痛；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些政策，问题可能会更多。所以，这是投资者如何看待短期与长期的问题。我想投资者的眼光应该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在涨的时候都充满信心，跌的时候又都丧失信心。
黄益平：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利润率下降，紧缩政策继续，对投资者的信心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期待股市翻身其实是很困难的，可能我们还要等待一段时间。希望是有的，因为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非常好，资本市场发展和资产价格有很大的潜力。
股市等不到货币政策的雨露
《21世纪》：股市下跌，反过来又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孙明春：应该讲，今年的股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首先是影响消费，去年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参与到股市中，这半年多来的调整导致了很多人严重亏损，将产生一些财富方面的负效应??消费减弱或消费增长减弱，影响到实体经济。其次是影响企业，股市不好的时候，IPO就比较困难，发行价、发行量都会受影响，企业的融资和将来的投资行为会受到影响。另外，很多上市公司自己也做了股权投资，股市一跌，它们的盈利会下降，资金面可能发生变化，这可能影响将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并进而影响就业。
巴曙松：总结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影响，可以看到，目前全球经济波动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传统的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由投资等波动导致的周期；现在的经济周期波动，则可能由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引发。这一点在当前中国股市的波动上有所体现。去年高位时期，整个股市的市值是32万亿左右，今年6月底差不多缩水了一半。大致测算，我国股市约50%左右的市值缩水，将影响到2%左右的城镇居民消费增长，GDP的增速可能会因此而减缓0.5个百分点，其中旅游、珠宝、化妆品、奢侈品行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当然，因为市场大幅波动导致的融资规模减少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在投资者和筹资者之间的一个利益调整。
《21世纪》：股市状况不好，经济也可能出现下滑，那么，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是否应该改变？可能使股市发生什么变化？
孙明春：有人说紧缩政策过头了，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在目前情况下，紧缩力度最好是保持不变。我们面对的经济环境比较微妙，比较复杂，从目前数据看，下半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应该会放缓，但仍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个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政府可以逐步放松货币政策，但不是现在就急于放松。
通货膨胀是否下行还存在不确定性。虽然我们很早就提出通货膨胀今年下半年会明显回落，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小概率事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暂时反弹，尤其是自然灾害等不可测因素。但通货膨胀的暂时反弹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通胀预期的反弹，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最好是再观察一两个月。油价、电价的上调是在6月底，6月份的水灾使食品价格在后半月往上走了，但6月份全月平均CPI比5月份低。但到了7月份，油价、电价的影响会比6月明显，再加上水灾对食品价格的影响，7月份CPI环比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上涨。好在去年7月份CPI基数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如果没有更大的自然灾害，也许我们可以看到CPI踏踏实实地往下走。总之，通胀压力还是有，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不能过早地以为解决了通胀问题。
政府的紧缩政策很早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紧缩政策的目的是把经济从过热的状态中拉回来，但政策产生效果有一个时滞。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些政策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包括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出口关税的上调、新的《劳动合同法》、人民币升值、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现在都在起作用，应该说这些政策防止了中国经济进入过热。但问题是，我们又遇到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减弱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大家想象得要大，这是我们为什么在去年那么早就提出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原因。
不过，鉴于许多经济数据现在表现还不是太弱，因此政府从谨慎决策的角度来讲，也许不会太早放松。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来证实经济下行的话，我想政府会考虑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
赵锡军：我们的宏观经济面临蓄势的状态，1-5月份银行存款增加得非常多，但股市动荡，房市观望，各方面都在积蓄力量。势已经蓄在那儿了，但是从哪个方向发，就要看政策，说到底，政策要解决的不是一个上或者下的问题，而是结构平衡的问题。
比如消费，某些消费可能已经涨得太多了，城市的消费远远超过农村，我们需要引导消费向农村扩张。再比如投资，已经过热了，但一些农村的公共设施、医疗卫生还很不足。外贸也是一样，有的是靠成本，有的是靠技术改造，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外贸的品质，通过政策引导它朝着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所以，未来的政策调整需要深入到这些结构中去，在货币政策总体防过热的背景下，通过财政等其它政策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从目前来看，通货膨胀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货币政策从紧的总体方向不能改变，坝已经筑起来了，水应该放到需要它的地方。
陈志武：货币政策还是要从紧。首先，人民币升值速度必须要加快，如果人民币升值的速度继续保持现在的水平，继续是渐进式的，必然会使通货膨胀问题更严重。其次，要适当提高利率，改变负利率状况。真正的市场经济，利率的涨跌可以引导货币供应量，可以控制资金走向，利率太高，借贷的需求就会下降，这样经济过热的程度就会降低。当利率是负的时候，大家都想向银行借钱，这个时候只能控制放贷，但这样就会带来整个经济的扭曲。过去这些年，每年投入到国有企业的贷款和其他投资，远远超过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效率低而又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反而得到更多资金的支持，而那些真正创造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浙江、广东等地的很多民营企业要么关门，要么靠民间借贷，以高利率向地下钱庄借钱。这对经济的整体效率、增长模式、就业创造，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资本市场改革与稳定股市的辩证
《21世纪》：下调印花税等“救市”政策为什么没有扭转股市的颓势？如何看待“救市”措施对股市的影响？
赵锡军：印花税产生的主要是短期影响。去年“5?30”之前，市场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处于非理性的阶段。印花税的调整并没有扭转这种非理智的状况，市场还是朝着非理智狂热的状况发展。今年4月23日印花税下调的时候，市场处于另外一种非理智状态，但不是狂热，而是失望。印花税调整并不能扭转这种非理智的状态。
当投资者在股市里赔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期待政府来管来救。严格来讲，政府不应该做这种事，但是我们国家比较特殊，政府既是一个监管者，又是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这两个角色还没有完全分开，所以在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政府就会出台很多政策。但股市的变化并不是说政府不想让它上或者让它下，股市投资的核心问题还是对股市本身的判断。我们是基于经济发展、基于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判断？还是基于政府行为进行判断，从成熟市场国家的情况来看，股市的发展应该主要反映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而不是反映政府的经济政策。
黄益平：我不确定“救市”是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用词。从过去的经验看，政府下调印花税，表态要稳定证券市场，但是并没有采取非常具体的措施干预股市。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决策者意识到，市场不是靠政策就可以救的。当然，政府对市场投资者可以进行信心上的引导、支持，这对市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从目前来看，影响市场的两大因素??经济基本面和投资者信心在短期内都很难有大的改善。
《21世纪》:在当前的形势下，政府需要稳定股市，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对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会有哪些影响？
赵锡军：最近的政策导向是很明显的，是要尽可能建设一些好的制度，营造稳定的环境。但政府的责任并不是把股市弄上去那么简单，整个经济是大盘子，股市只是其中一小块。政府需要调控大盘子的冷热程度，如果大盘子热了，股市冷了，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降温。反之亦然。现阶段，股市下滑并不是因为缺少资金，大盘子其实是热的，说明资金是有的，只是投资者对股市缺乏信心。
制度的推出一定要跟投资者、上市公司的水平相结合，在市场比较正常、投资者比较乐观的情况下，可以抓紧时间多做一些事情；当市场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投资者比较悲观的时候，就要放慢节奏，稳定市场。在去年股市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推出一些大的举措，如创业板、股指期货等等，但是今年则需要延迟。虽然多层次市场的建设有好处，但市场会将其理解为分流资金，可能加大风险，造成股市动荡。
改革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时候，我们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2007年，我们解决了国有企业改制和上市的问题；这几年的任务则是稳定。我们和美国的情况不同，花旗银行发生280亿美元亏损，它承担得起，但我们的银行就承担不起，最后还是要国家来承担的。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避免国际、国内的不确定性因素对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构成大的冲击。
孙明春：稳定股市对于资本市场改革的影响，应该辩证地看，对有些方面的改革是有利的，而对另一些则可能不利。比如做空机制、指数期货，现在推出来的话，对市场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也许现在是好的时机。但是，由于目前市场信心较弱，资本市场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很高，决策者也许会担心政策出台后产生和预期相反的结果，所以会比较谨慎，这也许成为延迟改革的不利因素。另外，目前国内经济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不但股票市场表现不好，企业盈利也在下滑，通货膨胀虽然回落了，但目前还是比较高，所以，资本市场的改革可能会更谨慎。
《21世纪》：回顾资本市场的发展经历，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如何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
陈志武：首先，政府没有对投资者进行足够的风险教育。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媒体、投资机构、监管部门等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煽动、纵容了很多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进入股市，增加了股市的波动性。
其次，在市场的机制的设置方面，还不允许做空，这在相当程度上为股票价格偏离价值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如果做空机制能够到位，当价格偏离的情况发生时，很多人可以选择做空，就可以把价格逼回价值。
此外，今年股市的波动，和政策在大小非解禁问题上的不确定性有关。2005年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设立了3年的期限，这为后面两年多的股市猛涨创造了关键条件。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是把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的问题往后推延了。从中国股市产生伊始，国有股和法人股的问题（现在表现为大小非解禁问题），一直是埋在中国股市的地雷，到今天还没有排除，这是让股市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曙松：需要积极推进股票发行的市场化。资本市场是一个投资和筹资的市场，特别是筹资，是整个市场运转的核心环节。目前市场平均估值水平大幅调整之后，仍然比海外市场高，其中一个关键的推动因素就是发行环节的高估值，直接推动了市场现在的平均估值水平。当前尤其需要关注新股发行价过高、新股不败的神话。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占GDP很大比重的资金追逐着新股，导致银行利率大幅度波动，金融市场频繁变化，核心就是发行环节的扭曲。管制产生租金，不如让它透明化。同时，需要发展对冲工具，把目前的单边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双边的市场。
赵锡军：在现阶段，政府既是监管者，又是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非流通股基本上都是国有股，我想未来政府还需要明确责任，把监管的角色和大股东的角色分开，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干扰。
撤离还是抄底？
《21世纪》：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应该放缓还是应该加快？
黄益平：现在国际金融市场非常不稳定，国内经济又遇到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放应该相对谨慎一点，这是必要的。资本账户开放，有两个方面的制度很重要，一是汇率由市场决定，二是资本自由流动，这两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有一段时间，资本账户开放的步子走得比较快，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相对比较缓慢。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汇率变化得比较快，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比较平稳一些。我觉得这两方面的改革要结合起来，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使得我们在实施这些改革的时候应该相对谨慎一点，不要引起新的金融风险，但是这个方向还是要继续走下去，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的改革，最终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
陈志武：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开放，现在应该是要推进的。进一步加快进程，对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以及对于与国际市场接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而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个人财富、家庭理财、未来养老等都有利，总体上可以起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效果。前两年中国股市猛涨的时候，没有人到境外投资，大家只能挤在A股市场。
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外面的钱可以更自由地进来，国内的钱也可以更自由地出去，风险就可以分摊到不同的市场。今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股市也跌了，但他们跌的幅度比中国少得多。如果让更多的钱可以走出去，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那他们未来财富的保值升值，就不再是完全与A股市场连在一起。他们将一部分钱投资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投资品种，A股市场下跌的时候，他们的损失就会少一些。这有利于中国家庭和机构投资者的财富管理和增值。
孙明春：资本市场的开放，我觉得不应该暂缓，而应该推进，现在是好时机。去年股市那么热的时候，我们不敢开放，因为怕把泡沫吹得更大；现在开放，吸引国外资金进入中国股市，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应该是有利于市场发展的。这对于提升市场信心也是有利的。
《21世纪》：如何评估热钱对于股市的影响？在现在的点位上，热钱会撤离还是会抄底？
黄益平：我觉得，很多进入国内的国外资金，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热钱。热钱是进来炒作一把，过几个星期、几个月就出去，赚完了就走，在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我们有资本账户管制。有的钱可能是进来炒股票、炒房子，但大部分都会在国内市场停留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不存在进来三个月就出去的热钱。要考虑资本流动的交易成本，即使三个月就能有较高收益，其中的高交易成本也会抑制资本的频繁进出。
今年的数据显示，进入中国的“热钱”似乎是越来越多。这个时期正是股市萎靡不振的时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热钱”进入？我相信大多数“热钱”不是冲着证券市场而来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市场发生变化，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很多钱想找一个避风港。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比较高，金融相对稳定，货币升值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就成了非常合适的避风港。
孙明春：大家对热钱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义，所以很难对热钱问题进行实质的研究和讨论。比如说，QFII算不算热钱？提前收汇算不算热钱？短期贸易融资算不算热钱？每人每年5万美元限额内的结汇算不算热钱？国内居民把存在银行的外币存款结汇算不算热钱？经过批准的短期外债算不算热钱？投资房地产的外资算不算热钱？私募股权的外资算不算热钱？
其实，对国内投资者而言，不必在乎谁来买。投资需要理性思维，千万不要情绪化，谁情绪化谁吃亏。如果中国股市目前不值得投资，那么外资进来买就会被套住，让中国的投资者解套，这不是好事吗？如果大家都觉得中国股票太便宜，担心外资捡了便宜，那为什么我们自己现在不买？总之，我的意思是说，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不必担心外资进来。
调整何时结束？
《21世纪》: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已经降到20倍以下，是不是可以说目前的市场估值已经回落到基本合理的区间？这又将如何影响股市的走势？
赵锡军：我们有10%的经济增长速度、稳定的国际收支状况，上市公司的表现也不错，20倍的市盈率应该是合理的。但市盈率能对股市行情有多大影响呢？去年“5?30”之后，股市已经上5500点了，市盈率已经很高，但仍然有大量新投资者涌进市场，“5?30”之后新开户的投资者大概有2400万左右，光八、九两个月就有1600万，过高的市盈率并没有让投资者警觉。而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市盈率只有十几倍，但是大家还是不去买。所以，在A股市场，投资者似乎不是根据盈利状况进行判断，市盈率规则对他们不是太适用。
孙明春：目前的下跌形势应该不会持续太长，因为价格毕竟要围绕价值波动，一旦跌到低于合理价值，市场自然会产生向上的动力。从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来看，我们觉得目前的价格虽然不能说是便宜，但也不能算贵，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市场波动肯定会有，也可能还会有一定时间的疲软走势，但应该说下行风险已相当有限。虽然很难确切知道合理的价值在哪里。但是，对长期投资者来讲，投资风险已相当低。
股市的低迷主要还是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今年年初时，我对2008年的股市用一个词来判断，就是“理性预期”。去年，投资者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企业盈利，都存在非理性的预期，今年正是回归理性预期的过程。泡沫之所以成为泡沫，就是因为价格距离价值太远，所以它总是要爆的。这是今年上半年股市持续低迷的最根本原因。
如果把中国的市盈率和美国的市盈率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在过去10年当中，中国的市盈率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高于美国标准普尔500的市盈率。因为我们毕竟是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成熟的低增长经济，企业盈利增长肯定不如我们快，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市盈率应该比美国的高。但是去年人家是20多倍的时候，咱们达到70以上，那就太高了，高得没道理了。不过到现在，我们的市盈率已经跟美国非常接近了。虽然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和美国的企业盈利增长都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下滑，但比较美国股市，中国股市对长期投资者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投资选择。
巴曙松：股权分置逐步完成之后，全流通打通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互动渠道，产业资本直接参与和影响了股票的估值。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市场上只有30%左右的股份是可流通的，这个时期，主要问题是大流通股与小流通股之间的矛盾。非流通股不能做出直接和短期的反应，股价炒得再高也只能干瞪眼，充其量就是多圈钱，让每股净资产上去而已。但是，全流通之后，原来的非流通股就可以做出直接反应，大股东有多种投资机会可以选择，可以通过比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收益水平，来减持或者增持股份，影响二级市场的价格。换句话说，在全流通的情况下，金融资本的估值不可能永远显著地高于产业资本的估值。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的渠道是多样化的，例如整体上市和注资。这通常被人们视作利好，但实际上，整体上市对于单个公司可能是利好，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则不一定。为什么产业资本愿意用20来倍市盈率的价格，把优质资产装进市盈率40倍的壳里？那是因为，对于产业资本来说，这种做法省了很多上市程序。这对于个股来说可能是利好，但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则会推动市场估值的下移，从总体上会拉低市场的估值水平，这也显示了，产业资本认为当前的市场估值还是较高。
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仍然有很多企业急切等待上市，说明目前金融市场的估值还不是太低。如果市场估值已经很低，就会让准备上市的公司放弃上市，今年以来香港市场就出现了不少放弃上市的案例，目前内地市场似乎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案例。
《21世纪》：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观察股市，这是一个新的角度。那么，两者关系的变化将对股市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呢？
巴曙松：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互动，以及产业资本在金融市场定价话语权的提高，使得市场的主要矛盾，从原来的中小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间的矛盾。产业资本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成为市场调整的根本驱动力，它彻底扭转了供求关系。这里面蕴藏着新的投资机会??收购、整合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这正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21世纪》：中国股市的调整会持续到什么时候，然后进入稳定的上行通道？
巴曙松：从一般的经验和原理看，在高通胀的态势下，资本市场估值可能会下移，因为市场始终有紧缩的预期，上游价格的上扬会挤压中下游的企业盈利。在通胀预期下，指望出现类似过去两年的牛市，不太现实。1970年代，石油危机使美国的通胀率达到两位数的水平，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制造业利润下滑，通货膨胀导致货币紧缩，促使资本市场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简单来说，美国过去的经验是，通货膨胀见顶即是市场真正见底的时候。背后的逻辑是：通胀见顶，货币政策至少不会继续紧缩，还可能放松，货币政策出现拐点使得金融资产估值水平提高。
决策者用很大的智慧和决心，把股权分置这块石头搬开了，逐步实现了全流通。与其说这一次股市的调整是上一轮大牛市的调整，还不如说是中国股市成立以来的一次全面的调整，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之后，原来因为股权分置掩盖的不少问题，包括挪用资金、违规担保乃至上市环节的一些问题等都暴露出来了。我们正在经历市场的调整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艰难的调整，中国的资本市场能迎来浴火重生的新阶段。（黄益平、陈志武的发言未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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