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7月15日突然暴跌,以美原油指数为例,7月15日下挫4.13%,下跌6.04美元,尾盘收于140美元,当日最大跌幅近10美元,也是创伊拉克战争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
原油价格的突然性下跌委实为一次“需求萎缩压制价格”的典型演绎。因为美联储伯南克7月15日发表讲话认为,美国经济放缓要超出预期水平,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原油进口需求在未来要大幅度降低(尤其是布什强烈要求美国未来要增强原油的自给率)。
很难说这次原油暴跌将成为国际原油步入下降通道的标志性起点。因为,增量部分力量的改变是决定油价确定其下跌路线的基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油价真实拐点的博弈方,不是美国而是新兴经济体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结构变化来佐证这一点:目前世界每日的原油消费(包括本国的自产)大约是8000万桶,美国占25%、中国占1/10、印度占1/30,看似中印的总消费量不大,但是原油从1桶75美元向147美元飙升的过程中,原油进口的增量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是最多的,约在55%,而美国的总进口量甚至处于略降过程。而石油的供应增量则不显著,我们曾用《油价继续高走:早已发生的未来》解释了供应增量难以提高的原因。于是,我们很难将石油的增量进口和价格飙升同总的石油消费量联系起来,简单地说,增量需求是油价上升的基础动力。
接下来,问题就很简单,如果新兴经济体们的进口需求降低,那么原油价格将真实进入下跌通道。现在的问题是,是为了维护经济高增长、保持低利率继续维持总需求,甚至通过大幅度升值来强化对原油进口的热衷(汇率上调对经济上游部门有利,钢铁石化这些上游部门可以维持对原油的进口水平),还是通过大幅度加息和对上游部门的信贷控制来压缩总需求?
毕竟,中国在石油飙升期的今年上半年,原油进口还是猛增11%,达到9053万吨、而成品油进口2102万吨,增长16.4%。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加息等紧缩性政策是对抗所谓的外部通胀输入的最佳手段,只要暂时舍得牺牲一些经济增长率来换取。而且,中国的经济放缓已是趋势,主动调整反而有利于未来的刺激性政策的发挥,相反,现在用刺激性政策(例如宽松的信贷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的做法只会将经济衰退弄得更长,未来刺激经济的手段弄得失效。
其实,铜期货的故事已经为原油树立了参照。铜也许是石油之外曾经飙升最厉害的商品品种,当时也被认为是通胀行情支持下的“永恒不跌”产物,但在3月份的时候,它暴跌式地“沦陷”了,这是基于“需求突然萎缩将产生暴跌行情”的机理。实际上,“中国需求因素”曾是铜市多头们最喜欢的故事。
跟原油不同,铜的消费力量来自于中国的机电电子等非上游经济部门,而这些部门受到汇率上调的影响很大,导致出口和消费都呈现出突然性的萎缩,于是萎缩的力量又反过来作用于国际铜市,导致铜仓猝地低下了“牛头”。以中国1-6月份的未锻造铜(包括铜合金)的进口为例,同比下滑高达17.9%,这也使得LME的铜价不可避免地击穿支撑线,落入8083美元,颓势已经确立,无法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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