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之父：盖茨的投资正在悖离慈善

　　老黑客，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有一顶用磁盘做成的圆帽，这是他在世界各地演讲时的标准扮相。这个装扮有如头顶光环，光环之下，是过肩长发、连鬓花白胡，还有啤酒肚。

　　这位纽约曼哈顿人已55岁了，他1974年哈佛毕业后就是职业黑客，而1973年比尔?盖茨才刚刚大一入学。

当个人PC时代到来时，盖茨将自由拷贝软件的人称为“贼”，斯托曼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则因为许多程序员投入市场怀抱而大伤元气，他成为留在实验室的最后一名黑客。

　　斯托曼常常讲起当年的一个故事，实验室买了台厂商没有提供源代码的激光打印机，他想修改一下驱动程序，于是打算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拷贝一份。结局是他被拒绝了，因为对方和厂商签署了保密协议。

　　这意味着，软件不再自由，“一个时代结束了”。斯托曼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并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他不反对商业化，但至今痛恨不开放源代码的微软。“我不会因为他拿不义之财去做了慈善，就让他为微软做的错事戴上合法性的光环。”斯托曼对《财经时报》记者说。

　　慈善商业化

　　最近，斯托曼在BBC撰文，他引用《洛杉矶时报》的调查报告，称盖茨基金会并没有真正帮助穷人。因为《洛杉矶时报》发现“盖茨基金会每年将5％-10％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其余的用于投资，甚至盖茨基金会的投资对象正是那些破坏了贫穷国家环境的公司，是那些使穷人染上疾病的罪魁祸首”。

　　他还表示，“我听说（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人员从私人感情上比较倾向于对贫穷国家的药品（实施）专利权，这是反对强行执行专利权的人告诉我的”。

　　位于西雅图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媒体小组在回答《财经时报》的询问时介绍道，从2006年开始，基金会建立了两个实体，一个专门接受捐款的基金会，还有一个专门管理捐款的基金会财产信托公司。这就使基金会的投资与援助项目区分开来，盖茨基金会不评论具体的投资。

　　准确地说，2007年盖茨基金总资产约达到388亿美元，花出的钱约2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总额的5％??这个数字符合美国慈善的游戏规则。美国的法律规定只要求将每年资本的5％花出去，其他95％可以流动。法律让慈善基金的运转建立起成熟的模式，也让在1930年只有6500万美元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现在的资产达到170亿美元。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近期也将其掌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18亿美元的股票捐赠给了盖茨基金会。盖茨的律师在一份文件中说，巴菲特将其公司的451250份B级股（当天股价为3999美元）捐赠给了盖茨基金会。但难以忽略的是，巴菲特同时也是盖茨基金会财产信托公司的信托人。

　　这些捐款中的大部分将会被用于投资，比如说中国的A股。早在2004年盖茨基金会就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A股市场。截至2007年3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基金会先后参与27只股票的交易。这是盖茨基金会“分散风险、保守投资”理念的直接映射。

　　2007年，基金会负责人谢丽尔?斯科特（Cheryl Scott）在面对“部分投资行为与基金会的初衷相违背”的舆论指责时就说，“投资问题很复杂，我们欢迎公开讨论，如果发现个别企业或行业确实对社会造成了损害，我们将退出对其投资。”

　　质疑与挑战

　　毋庸置疑的是，基金会的援助是奏效的。在盖茨夫妇写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被成功援助的非洲案例：在马拉维，当地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7岁。当一个男人死后，他的父母和同胞通常会夺取他的钱财，让他的妻子和子女一无所有。于是基金会分发了“智能卡”，这些卡与ATM卡相似，能让妇女们将钱财存到一个通过拇指指纹扫描仪保护的、高度机密的储蓄账户中。只有持卡人本人使用唯一的拇指指纹才能使用该账户。“智能卡在马拉维相当受欢迎，如今已成为非常通用的结婚礼物。”

　　但这种纯慈善的援助远远不能涵盖盖茨基金会的全部内涵。合理投资、高额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这是卡内基现代慈善理念的核心，盖茨基金会的日常运转诠释了这一理念。在盖茨眼中，慈善是另一种投资。他称援助的受益者是“生意合伙人”，这就意味着受捐助团体必须达到基金会规定的目标，基金会也会进行定期考核，作为下次是否捐助的依据。

　　但这种慈善模式似乎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的备忘录中，前任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部主管阿拉塔?科崎提出过自己的忧虑??“有条件的捐助让我们感觉被挟持”。他认为，虽然盖茨基金会捐给世界卫生组织的钱作用巨大，但接受捐款就必须服从于支持自己的机构的意愿，这将直接导致科学家研究的独立性难以保证。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盖茨就像出售windows XP一样把慈善出售给被援助对象，使援助蒙上了商业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