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ＧＯ组织：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在距离汶川地震震中7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背山面水的小村庄。环绕其周围的许多村子在地震中都没有很大的损失，唯独这个村子倒塌了95％的房子。由于信息交通的不便利和村庄的偏僻，在震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政府的救援仍然没有到达。然而，当笔者前去采访时发现，村民的灾后生活井井有条。一支来自于民间的救助力量已经在协助当地村支部对村民实行了救助。这里就是绵阳安县的方碑村。

　　崛起的力量

　　事实上，像这样来自民间的志愿者救助团队有很多。他们有的是存在已久的组织，有的则是在这次地震中结成的团队，并对其赋予了组织的含义。这些独立于政府指令之外的团队，在此次抢险救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ＮＧＯ（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话题被人们再次关注。

　　《亚洲周刊》这样描述：“一场惨痛的灾难，一夜间令大部分中国地下ＮＧＯ都站到亮处，承担救灾义务。这大批无偿的义务民间组织，过去十年来在中国散播人道关怀和培训志愿者的种子，使得这次救灾工作一呼百应。”

　　快速反应、有组织是这次救灾中ＮＧＯ所表现出的一大特点。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ＮＧＯ的一个联盟组织---“ＮＧＯ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宣告成立后被解散雪，首批30家ＮＧＯ正式联盟。ＮＧＯ川办是这次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最大的国内草根ＮＧＯ联盟。据介绍，该联盟成立当天，办公室就有专职人员16人、本地志愿者团队30人左右、外地志愿者8人，可调配救灾物资转运车辆30辆到35辆。

　　“多背一公斤”就是这次ＮＧＯ联盟的发起组织之一，负责协调前后方多达上百家ＮＧＯ的物资调运和志愿者组织工作。来自香港的ＮＧＯ组织“爱白中心”也在第一时间利用ＱＱ平台发布了救灾行动简报，并和成都的ＮＧＯ川办取得了联系。

　　“ＮＧＯ川办这次发挥的作用很大，联盟的意义非常值得纪念。”广东最有名的ＮＧＯ之一??广东狮子会总监刘小刚这样评价。“在去之前，我们就确立了两个方向，其中之一就是要和当地的ＮＧＯ组织合作，因为合作救援的效果会更明显、更有针对性。”在和ＮＧＯ川办经过简单接触沟通之后，他们便加入到联盟中，并且得到了来自联盟各方面的帮助。后来，来自广东狮子会的价值千万元的捐赠善款物资，都是通过ＮＧＯ川办负责输送或通过他们的车辆直接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除了在现场参加救援和物资的运输与分配，很多ＮＧＯ还利用网络的方式为网友设置议题。比如，“多背一公斤”就每天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信息：哪里更需要活动板房，哪里更需要药品，哪里更需要教师等等。

　　更难能可贵的是，每天还会有救灾的新ＮＧＯ诞生。《亚洲周刊》报道，ＧｒｅｅｎＳＯＳ的一名成员便与其他ＮＧＯ组织者成立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投入灾后重建及地震援助讯息平台，成员有建筑师及大学生。“他们游离于政府组织，又有别于满腔热血冲进灾区及医院的个别志愿者，他们其实是志愿者之母，多年来不断培训志愿者，在灾难来临前，已不停警告河流污染、树木砍伐、水库危机、社会问题等静态灾难。”

　　此次汶川地震中，这些来自于非官方的民间团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救灾抢险还是灾后重建（包括心理重建），他们都对政府起到了积极的协助作用。清华大学ＮＧＯ研究所的贾西津认为：“ＮＧＯ的作用和优势将越发明显。首先，它们关注的领域很细致，可以发现被忽视的地方。其次，它们关注的领域多样化，这对于灾后文化重建非常重要。灾后重建不光是有房子住，还要恢复社区。ＮＧＯ所关注的领域以及它的文化关怀和贴近社区的特点，还有动员资源的持续性、专业性、参与性等，都是灾后重建十分需要的。”

　　被忽视的力量

　　ＮＧＯ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ＮＧＯ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ＮＧＯ，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而中国对ＮＧＯ的关注也是由来已久。1995年的保护滇金丝猴事件，1996年的保护藏羚羊事件都曾让人们对ＮＧＯ有了初步的认识。直到2004年，ＮＧＯ才突然成为了人们视野中的主角。绿色和平关于ＡＰＰ（ＡｓｉａＰｕｌｐ＆Ｐａｐｅｒ，印尼纸浆造纸公司）破坏中国天然林、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与流通的调查，质疑怒江水坝建设、北京动物园搬迁等等一系列事件均在同一年发生，于是有人将2004年称为中国的“ＮＧＯ元年”。

　　然而，面对国际大型ＮＧＯ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本土ＮＧＯ被指责太“业余”、一些批评者甚至用“种树、看鸟、开会”来概括本土ＮＧＯ的工作。事实是，这种指责一直延续到今天，汶川大地震的抢险救灾中，大批ＮＧＯ在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匆忙上岗。可以想象，他们的救助到底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观那支来自于日本的救护队伍，其训练有素和专业的救护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由于信息掌握得不对称，ＮＧＯ的行为往往被主流媒体牵引，哪里被报道得多，就去哪里；哪里国家领导人去得多，物资就往哪里去。结果导致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人员“扎堆”严重，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浪费。

　　ＮＧＯ一直被认为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在经典的政治学理论中，这种非政府组织团体被认为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力量。因而，独立、自主成为ＮＧＯ的重要属性。

　　ＮＧＯ：兴邦新力量

　　在中国，很多所谓的ＮＧＯ组织并非由志愿者发起的，真正的组织者是政府相关部门。正是这些由政府部门派生出来的ＮＧＯ，才能在某些行业领域对政府研究和决策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从而形成规模性的组织。比如中国慈善总会以及各个地方的慈善总会，背靠国家民政部，这种组织在操作过程中无法摆脱官方的惯性，缺少了来自民间的细致和耐心。

　　然而，对于自下而上的ＮＧＯ而言，身份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困扰其发展壮大的瓶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规定，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由各级民政部门来管，而日常性事务由业务主管单位来管，从而形成双重管理体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更规定：社会团体在成立登记时，必须要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法律规定的成立门槛高，使很多ＮＧＯ组织无法注册，只能以工商企业的形式注册或者处于地下状态。目前我国的ＮＧＯ只有10％是正式注册的，90％都不能注册。如此一来，这些ＮＧＯ的资金和实际操作都成为扰人的问题。

　　有人认为：“在中国，ＮＧＯ与政府之间一直以来都是双方各自的难题。对ＮＧＯ来说，现存的政策和法律上的缺陷是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对政府来说，ＮＧＯ等于是在政府之外树立了新的权威，带来了统治和管理上的困难。这样的认知态度使双方的合作困难重重。”

　　分析人士认为，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成为抗震救灾的新模式，亦可为中国转型期社会治理改革探出一条新路子。中国要走好市场经济这条路，就必须完善相应的配套要素建设，除了市场要素外，一些重要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的民间组织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应有的基本要素。（22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