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思路应有长期化制度化视角

　　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升调控效率，相关政策就应有长期化制度化视角。为此，短期宏观调控应与长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将其置放在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平台上进行。这不仅要求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化体系，还要求优化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

　　鉴于宏观调控的取向和力度上的重大分歧，未来政策走向更有可能沿着折中思路前行：从紧政策可能会做出局部调整。最有可能成为放松紧缩调控的突破口在于：放缓人民币升值、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台若干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放松政策，在必要时（比如房价深幅调整时），放松信贷管理规模。

　　可能这样的折中方案会让持鲜明不同立场的两方人士均感失望，但仍不失为现实之举。经济增速和物价增速的双回调，以及资产价格的弱势调整使得宏观调控加力从紧变得不再现实，没有人敢打赌明后两年经济增长是否会掉到9％以下，甚至8％附近；也没有人敢预言这个仍居世界前列的增长速度不会对就业和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不可能掉头放松的理由有三。首先，中国此轮通胀压力远未消除。很多人注意到我国的CPI指数因食品比重过高而可能夸大通胀严重程度，但同样也该注意，食品价格是推高对“金砖四国”此轮总体通胀水平的平均贡献超过50%，中国并不特殊。此外，我国的CPI并未包括很多涨价较快物品在内，通胀率又因工资、油价、土地等重要物价的管制并没有反映真实的通胀压力，也未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国内价格所造成的普遍压力。

　　其次，比较一下国内外的物价走势可以发现，我国总体货币环境还是较为宽松的。当前欧美国内的通胀率在4％至5％左右，而我国在7％至8％。如果可以近似地认为欧美国家的通胀率反映了国际物价上涨的影响，将其作为参照系表示外部冲击所造成的正常通胀水平，则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因CPI构造和价格管制等因素已打了折扣，即便如此，中国的通胀仍高出正常水平3至4个百分点。大致地看，这部分多出的通胀率应该归结为宽松的货币环境。

　　事实也正是如此。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严厉到遏制了经济增长的地步。在紧缩工具上，就信贷规模增速而言，按照央行“规模不变，增幅下降”的信贷投放原则，今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量将不得超过去年全年的3.63万亿元；而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达到了2.7万亿，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七成。虽然上半年信贷扩张固然有冰雪灾害以及特大震灾等意外因素，但无论如何，看不出过度紧缩的证据。

　　其他紧缩工具，如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行央票，则仅仅是对冲掉因外汇占款增加而多发的货币。从存量的意义上看，也没有紧缩作用。结果，M2基本保持了较快增长。因而，总体来看，当前的货币政策只能算作是中性的。

　　那么，为何微观经济主体却感到了货币政策的严厉？这至少也有三个原因。一，因为通胀率的高企，扣除通胀之后的实际贷款增速和货币供应增速同比有所下降。二，经济周期的惯性使然，反映了在经济高涨期，企业把摊子铺得过大，并严重依赖贷款来支撑这些扩张。三，因为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了数量型工具，造成了信贷配额最终流向的苦乐不均和资金的结构性紧张。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此时，利率之外的因素将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变得更加重要。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显然，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政府基建投入的资金需求将被“理所当然”地摆在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之前。

　　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不断加大的离差反应了这一点。比如，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为7.47％，而上半年的CPI为7.9%，实际利率在上半年大多数月份为负，6月才勉强“转正”（CPI为7.1%）。不过，对企业而言，更有意义是的通胀率指标应为PPI，而近期PPI明显高于CPI。这意味着，企业只要能拿到贷款，实际上就获得了一笔补贴。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民间贷款利率远远高出官方水平。这表征了信贷规模限制以及停止加息对资金价格的扭曲。

　　调控当局将信贷规模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或中间目标，一旦经济基本面有风吹草动，很容易陷入被动。这正是当前的情形。信贷规模的放松幅度和力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讨价还价的对象。并且，如果今年实际发生的信贷规模明显偏离年初目标，也有损宏观调控当局反通胀的公信力。

　　笔者建议，信贷可以适当放松，同时可以重启加息。加息可能契合全球货币政策环境的转向。而同样是紧缩货币政策工具，如果采取价格型工具，资金配置结构将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在控制信贷规模时，中小企业基本被排斥在正规金融部门之外，而如果提升贷款利率（同为紧缩政策），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体现出来，并更容易获得贷款。有研究显示，大量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有能力承受较高的官方利率。

　　选择数量型政策工具，部分源自宏观调控经验所积累起来的自信，信贷控制一直是我们可供依赖的手段，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经济金融体制还无法让价格型工具有淋漓尽致地发挥效力的空间。

　　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升调控效率，相关政策就应有长期化制度化视角。这不仅要求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化体系，还要求优化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这无疑是艰难的征程，但我们别无他选。当前微妙的调控形势，或许营造了这样一个契机。在江浙小额贷款公司的推进上，在四川等地村镇银行的建立运行上，我们已经看到可喜的进展。

　　总之，短期宏观调控应该与长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将其置放在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平台上进行，由此才能避免调控政策在原地踏步。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