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票号”：尴尬的光荣与不确定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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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多年前的“票号”是市场化的，而今的“新票号”欲成为完全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山西平遥古城西大街，以著名的“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曾云集于此。

正是这条古老而神奇的街道，见证了整个山西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票号”的兴衰与荣辱。公元1823年，即清道光三年，“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其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鼻祖”。

　　2005年12月27日，新中国的首批民间小额信贷试点机构，被业内称为“新票号”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在平遥挂牌，并当场向10户农民象征性发放了每笔5000元的贷款。

　　新“晋商”的新“票号”

　　200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为央行)将陕西、山西、贵州和四川定为实施小额贷款的试点地区，并要求四省各选一个符合条件的地区试点。作为“票号”的诞生地，平遥行动极为迅速。6月22日，县政府组建了“平遥县开展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实施小组”。随后，《山西省平遥县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2005年10月，央行太原支行向央行递交了这份方案，将其列为山西的试点对象；11月上旬，平遥县政府向社会发布招标公告；中旬，组织报名和发起人资格审查；12月19日，举行发起人招投标仪式，并确定小额信贷组织的发起人。

　　平遥县新闻办主任赵永平说，当时他主动接洽的几位煤老板对于小额信贷试点并不很感兴趣，原因在于担心风险。不过，这并不妨碍以煤商为代表的其他新“晋商”的参与。

　　体态微胖、一口浓郁山西口音的农民企业家韩士恭，是平遥县四贡煤化公司董事长，也是平遥县政协委员。他与平遥县第二煤矿共同出资1600万元组建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平遥8大煤焦企业家集体成立两大财团，投资民间信贷领域，是一次尝试。”韩士恭说。

　　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雷锦魁。雷是鑫盛煤焦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与平遥县煤炭运销公司、平遥兴华焦化厂等四家企业共同出资1700万元组建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外界盛传其为“日升昌”创始人之一的雷履泰的后人，雷锦魁否认了这个传闻。

　　煤焦行业是平遥的一个支柱性产业，而两家试点机构的背景也都是煤焦行业。韩士恭向记者解释说，“经过2001年至2004年的黄金岁月后，炼焦行业已经进入饱和下降期，而且资源总是有尽的，我认为，煤焦企业应该考虑转型。关键是，信贷公司的风险虽然大，但不像工业企业那样涉及场地、土地、环保等问题，只要流动资金多、有信用就可以做大。”

　　突出“三农”的平遥模式

　　平遥县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实施小组组长、副县长温启华介绍说，平遥模式的几个原则是，首先，投资人是自然人，发起人的资金必须是自然人的合法现金；每个机构发起人应有3至5人。按照《公司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由县工商局为其颁发营业执照。资本金不得低于1500万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其次是只贷不存，只能放贷，不能吸收存款。而且要求“三农”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0%，重点以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流通业、农村中介服务和其他农村社会事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贷款对象。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原则上不能跨区域。

　　关于贷款金额，单户金额最多不得超过10万元，其中5万元以下的农户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5%。贷款利率在不超过国家利率4倍的幅度内自主浮动定价。

　　据悉，两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都有多年的经商经历，都来自农村，对农村经济非常熟悉，并且与当地山药、鸡蛋、辣椒等协会进行了合作，将选择经济较好的乡镇铺开业务。

　　对于贷款利率的确定，雷锦魁表示肯定不会达到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 挂牌当天放贷的6笔业务中，利率不到银行基准利率的2倍。“以‘三农’贷款为主的话，如果利率定得太高，势必会阻断贷款的发放。”雷锦魁说。

　　韩士恭也表示，尽管试点的贷款利率可在同期银行利率4倍内浮动，但要考虑到借贷人的承受能力。目前，他们定的月息为1.2%～1.5%，仅比农村信用社的月息0.9%略高一点。

　　由于贷款的客户多为偿付能力有限的农户，关于贷款偿付风险的问题就值得关注。按照平遥县试点的设想，县实施小组指导乡镇在村里选出了3～5个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信用评定小组成员。通过协会了解贷款人信用，实行10户联名担保 就是自愿自主非政府色彩地组建信用小组，选出信用小组的组长、副组长等，就还款情况进行一定时间的公示，在一定区域内公示。收回贷款、利息也由信用小组组长、副组长来做。

　　2005年8月，在晋中市下岗失业人员政策贷款中，有关机构已经开始使用这种信用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易宪容对本刊指出，现在希望通过小额信贷公司试点改变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信用文化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控制试点公司的风险，监管机构必须用适当的法律与规则对试点公司的经营项目、范围、区域及手段进行限制，否则，试点还没有完成，问题就一大堆。

　　平遥试点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直接进行的，是否会导致行政命令干预试点机构放贷？本刊接触到的专家均建议，政府不应直接干预放贷行为，而应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政府必须从借款一线退出来，成为幕后支持者。对于这一点，平遥县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实施小组组长副县长温启华表示：“试点机构把款具体放给谁，政府部门是不会干预的。”

　　变身“银行”的梦想

　　“这些企业家之所以愿意投资小额信贷试点，关键的原因在于期待试点之后拿到金融业务许可证，变身银行的可能性。”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刘冬文对本刊记者说。

　　温启华向本刊记者介绍，这些商业小额信贷公司，先领取营业执照经营，待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可以申请金融业务许可证。

　　与此同时，四川广元小额贷款组织招标的有关提示要项上也写有：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寿命2～3年，最长5年。试点结束后，小额贷款公司撤销或者升级为金融机构。正是这样的诱惑令民营企业家勇往直前，也吸引了部分海外投资者的关注。

　　“晋源泰”董事长韩士恭说，“政策提供了一个机遇，我们希望日后成为金融系统的一员。”

　　但是就目前而言，情况似乎并不乐观。从国际范围来看，小额信贷的发展已有30年历史。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统计，全球范围内小额信贷成功的却不到10%，能够实现自负盈亏的不到1%。

　　“在未来的发展中，最大的担忧是经验不足和资金困难。”雷锦魁坦言。由于试点的原则是“只贷不存”，一旦出现资金链的短期中断，对于公司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目前对小额贷款试点机构“只贷不存”的政策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措施，条件成熟时要及时调整。从商业角度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机构很难长期存活，它实际上是一个投资公司，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付出很高的操作成本，但回报则仅是利息率。小额贷款机构如果不能吸收存款，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可赢利的商业模式。

　　央行晋中市中心支行行长宋爱民向本刊记者表示，小额信贷公司作为金融形式的补充，并非主体地位；试点中难以把握的问题主要是，投资者初衷与政策方向有些冲突，按国家要求主要为“三农”服务，必须利率低；但是小额信贷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赢利，并非明确是金融机构，所以需要创造赢利空间，控制贷款额度。

　　作为商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不同于过去的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也不同于过去的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基金会等，如何对这样的机构进行监管？根据本刊的了解，目前银监会并未将这些试点机构纳入监管范围，而极力推动试点的央行也只把试点机构定义为“非正规的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管理与当前的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内容都有一定冲突，这更加剧了民间小额信贷的生存艰难。“180多年前，‘日升昌’是一家完全市场化的金融机构，而今带着‘票号’标签的‘新票号’离完全市场化的金融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则评论如此分析。

　　2006年2月15日下午四点，受央行的邀请，世界银行的5位专家来到平遥，考察小额信贷试点工作的相关情况。但是，令世行专家失望的是，这个号称“全国第一”的试点县，试点机构之一的“日升隆”公司，其位于县煤炭运输公司大楼的办公室内除了崭新的办公桌椅和办公用具外，空无一人。“晋源泰”公司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据平遥县新闻办的人士介绍，自2005年底正式挂牌以来，两个公司除了挂牌当天的几笔放款外，尚未正式开展业务。“之所以这么匆忙，主要目的要争当全国第一。”平遥县的一些官员向本刊记者坦言。

　　另一个未抢得头筹的试点县四川广元的利州小额贷款公司将于2月25日正式开业。“腊月挂牌，之后是春节，要到3月份才是农忙季节，因此业务也得到那个时候才能正式开展。”该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说。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谢良兵(发自山西平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