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十字路口的争论与思考

　　“中国制造”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今年上半年，出口贸易和GDP的增速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更为重要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结构似乎正在耗尽潜力。面对出口和经济中出现的困难，国家领导人纷纷赶赴沿海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应对的措施。

战略方向其实比较清晰，那就是要实现产业升级，促进出口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但从今年的情况来看，这个转变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其中包括理论上的反思，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出口和经济结构？当初的战略选择是否正确？在这条道路上走了30来年，是让我们积重难返，还是为今后的转型准备了条件？

　　有学者总结，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1980年代末，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认为应该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

　　这样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争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刘昌黎在1989年提出，“不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中心来调整产业结构，分散了重化工业以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抓紧进行进口替代的精力，给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很大的混乱。”当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否能够像四小龙一样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如何处理与进口替代的关系，人们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国家科委牵头的课题组提出了另一种战略选择，他们支持从“进口替代”转向“国际市场导向”，但是坚决反对以劳动力密集产品为主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动接受“亚洲四小龙”将边缘低增值产业向我国的转移，而应“以我为主”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以世界市场为导向，抓住S型增长的一切机会跳过某些技术替代阶段，尽快打进国际经济竞争的中心地区。

　　当年针对“国际大循环”的争论不一而足，今天来看，有些担心并没有发生，但有些后果却属早已预料。这样貌似偶然的历史选择能够历经几届政府并贯彻始终，有其不可逆转的一面。改革之门开启，技术、观念、资金和人才等从外部汹涌而入，与中国本土市场碰撞融合，滋生出全新的竞争力，并酝酿出对体制环境进一步变革的压力。应该说，“国际大循环”构想的提出固然启发了中央决策，但发展外向型经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思路却是早在十三大前夕就已经在决策层酝酿。正如王建1987年的文章中所述，高度强化的二元结构使当时经济发展面临“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争夺资金的矛盾”。面对困局，中国有几种选择，“一是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但是国内市场有限，消费水平低下，而且仍处于高积累率的阶段；二是走借外债的道路，但是以中国人口规模和人均外债水平计算，外债余额要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 出口能力与还债规模难以适应；三是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通过国际交换为重工业自身积累资金，但机电产品基本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落后国家难以涉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第四条道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切入“国际大循环”，为工业发展创汇的同时解决劳动力转移??就成为具有广阔视野的崭新思路。

　　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放弃赶超战略，趴下身子来以“世界工厂”的角色融入国际分工做了系统阐释。他将19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归结为“比较优势战略”，认为其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与赶超战略截然不同的是，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一个共同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

　　遵循这一战略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让人惊叹，然而，正如《经济学人》的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所评价的，它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独一无二。和日本、韩国等一样，中国只是加入“雁阵”的一只体积庞大的飞雁。在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逐一显现之后，这种战略的持续推动力开始减弱甚至消退，有经济学家将之归纳为“后发劣势”，即制度变革的停滞和创新能力的严重缺失。

　　后发优势在解释中国奇迹时稍显单薄，就好比并不是所有读过“乌鸦变凤凰”的人都能成为故事翻版的道理一样，毕竟还有不少曾与中国在同一起跑线甚至更优的国家没有发生奇迹甚至倒退。

　　崛起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很多评价都不能在当下给出，比如印度。1950-1970年代尼赫鲁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其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也在努力学习中国经济起飞的经验，但复杂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体制等因素，使其在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方面步调缓慢。相比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印度更接近于一种内向型的自主增长战略。

　　不可否认的是，印度今天已经占据生物信息等技术的制高点，而我们却依旧在很多方面受制于人，产业链、技术和市场被外资占据，环境资源严重透支。这些都使得中国一直秉承的出口导向战略在面向未来时显出局限。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扭曲性的刺激外贸与引进外资的政策，包括压低人民币名义汇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土地、资金、税收方面的优惠等。中国的外贸和外资政策，造就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迈上中下等收入线后，中国还要秉承这样的思路吗？究竟是像韩国当年再次腾飞一举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还是像一些拉美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掉头冲下？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全新战略。今天的中国再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与十年、二十年之前相比，下一步的改革可能并不需要邓公南巡肯定市场经济方向时刻的重大勇气，但是横亘的难度和深度远非昔日可比。

　　围绕外贸体制改革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诸多问题，我们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中国国际贸易协会常务理事王子先进行探讨，是为“回望改革三十年”之十八。（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