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改革不应该“渐进”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变；与之相伴生的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变迁的核心何在？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如何确定方向？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和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联合专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变化30年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不寻常的30年。从一位海外学者的视角出发，你如何看待这30年带给中国的变化？

　　陈志武：现在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到美国、英国、巴黎、希腊，去了以后感觉可能和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差不多，交通都很方便，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有很多汽车、地铁、飞机、私家车等表面看到的现代化。但是日内瓦、威尼斯这些地方，看起来不是很现代化，保留了很多老房子。这些城市你星期天去，进城看不到一个人，如果一二月份去瑞士，瑞士人都去滑雪了。这和北京、上海热热闹闹的气氛不一样。但这是另外一种生活品质，当人们富有的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会需要更多安静的时间去思考和感受，这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回来看中国，当方方面面的技术普及之后，我们离开了汽车、地铁、电脑、手机都没法活了。这些是中国改革30年以来成就的具体体现，也都是现代化的标志，中国经济崛起很具体的标志。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需要思考：这些标志是怎么来的，如何定义现代化。是什么让中国显得比纽约和希腊更加现代化，这里面的核心技术从何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理解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要追根问底，到底是哪些基础性的因素和条件让中国的这些成就成为可能？我们会想到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是中国人的能力非常强，也很勤劳很勤奋，但是勤劳能干并不是今天的中国人才有的，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以前没建成今天的中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今天我们用来标志成功的方方面面，其实和全球工业社会在过去200多年所达到的成就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在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在不停试验，而下面的试验又推动了上面意识形态的变迁。上面的意识形态变迁确认了改革的创新，并最终将其制度化？

　　陈志武：我做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变化很大。古代中国，也经历过康乾盛世，但是那种经济发达是在农业社会背景下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导致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以及最终形成的全球贸易秩序，为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从“闭关锁国”中醒过来打开国门，就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参与全球化的生产。此外，劳动力市场的放开非常重要，这给大家更多创业的自由。如果中国不是选择了改革和开放的道路，尤其是开放，中国在过去30年的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近若干年来，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变化很大，观念的变化很重要。中国在硬件上都不错，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在价值观以及思想解放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财经日报》：这么说，在你看来，华盛顿共识的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

　　陈志武：30年改革开放的方向，最根本的一点是自由创业的基本理念，这是终极目标，这一点与明晰产权基本上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中国的每一步改革，总体上前进的方向还是和华盛顿共识描述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我不喜欢“华盛顿共识”或是“北京共识”这些符号化的东西，我更强调自由市场加上明晰产权，这个是过去国内30年政策立法等多方面改革的总方向。

　　目前公司治理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老百姓可以把管理层的人解雇掉，可以“用脚投票”。产权是否明晰具体到个人，可以自由买卖，影响到消费预算，特别是公众公司的股票涨跌直接进入我们的消费预算里，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一财经日报》：在过去的30年，全球格局也因为中国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发生很大的改变，你对此如何解读？

　　陈志武：最近几年，中国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的出口仍在进一步扩大，这非常关键。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对国际秩序的依赖也越来越高，中国要更多研究自主开发的产品，要在技术创新上给世界作示范。

　　有篇文章说中国的开放不能只开放自己，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在目前为止改革开放只是开放自己，并没有邀请其他国家对中国开放。我觉得这是片面的观察，如果其他国家没对中国开放，中国出口到哪里去了？在过去30年，出口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未来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陈志武：有人问过我，到2030年或者2050年中国总的GDP可不可以超过美国，我觉得只要不出现什么大的波动，2050年我们将超过美国，虽然人均还有距离。中国的制造业从原来做衣服、玩具、鞋，转为技术含量高的机械设备、电气设备，这些产业慢慢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转移到中国来，这个趋势无法阻挡。

　　但是尽管有很高的GDP，可并不意味着中国赚很多的钱，随着产品的标准化，附加的利润也会越来越少。美国许多业界人士及证券分析师还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创造了一种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模式。

　　《第一财经日报》：在过去30年，出口和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消费的带动作用有限，中国的决策者明确提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转型。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在你看来应该是怎样的？

　　陈志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在国有经济领域里面的比重，与在民营经济里的比重，前者大概是后者的6到7倍。在就业方面，国有经济每年都要流失几百万个工作岗位，而民营经济每年创造几百万个。评价好坏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标准，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就业还是GDP的增长？这两个指标都要求把更多的资产向民营经济转移。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些研究显示，国有经济的资产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

　　陈志武：资产回报也是一个考虑角度，除了就业、经济增长，以及资本回报率等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财富收入和资产增值的分配方式，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被民间分享。这其实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根本，也就是靠投资还是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是靠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是因为国家掌握了70%以上的生产性财富，民间只掌握不到30%。如果要转变增长结构，就要反过来。把财富放在民间，增加消费、提高内需才会有基础。

　　《第一财经日报》：把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是否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陈志武：把国有资产通过社保的形式转移，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有人问我今年的GDP增速要降到10%，大家很紧张。这个现象值得深思。拿美国为例，如果GDP增长 10%，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的感觉会远大于中国。把中国的GDP增长除以2大致上就是美国的增长率，也就是说中国GDP 10%增长带来的效果与美国5%效果差不多。

　　金融改革不能“渐进”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讲中国改革的时候，渐进战略是我们的基本选择。但有人认为，金融改革不能渐进，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我认为金融改革不应该是渐进的，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跟商品市场的差别，我一直认为金融价格是不同于商品价格的，金融价格由对未来的预期决定，而商品价格主要决定因素是供、求是否平衡，这和金融市场很不一样。如果预期哪一只股票六个月以后相对于今天会上涨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大家今天就首先去买进了。所以这样一来，就把本来是预期六个月以后才能实现的上涨变成今天就可以实现的现实。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理解美国的次贷危机？这对我国今后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有什么启示？

　　陈志武：前些年很多人要中国学美国，把银行、住房的按揭贷款都证券化，通过更多渠道和方式分散中国银行贷款的风险。现在，美国出现危机之后，很多人又很庆幸没这样。

　　有一点必须看到，假如美国过去三十几年没有按揭贷款证券市场的充分发展，这种金融危机就会给美国社会构成根本性的冲击，恰恰是这些证券化的发展将美国的经济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出去，让各个国家都承担一点，但又不会受到根本冲击。美国的经济到今天都没出现过负增长。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经济衰退还没出现。从1980年到现在，美国的经济出现负增长的只有18个月，28年中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证券化、金融化的发展方向之下，才可以让一个国家GDP的增长波动率更小。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美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因为证券化、金融化的发展，被拉平了很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从次贷危机中学到的应该是，中国也要往这个路上走，像美国一样通过证券化、金融化的发展，把中国金融市场未来的风险通过各种方式分散给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来承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让中国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有人说，美国通过证券转移中国的资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然这样，为什么中国不像美国一样也发起这样的战争呢？利用金融工具也可以转移风险。有一些学者总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要求其他国家，这个思考角度有问题，我们必须要靠自己！其他的国家靠什么，他们能发展金融化资本化的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发展这种能力呢？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还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陈志武：目前我们的一些监管机构在尽量为自己扩大监管权限，设置越来越多的限制性障碍，这是中国金融发展不能向美国学习的一个根本性障碍。 美国基本上每隔十年都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放弃金融创新的发展，每次的金融危机都给美国政府、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监管系统带来一次大的自我调整机会。

　　中国也应该这样，各个金融行业更应该放开，出了问题再根据问题出现的形式、角度寻找问题发生的根本症结，然后在规则上作调整。千万不能像以前一样，金融方面出了问题就“一刀切”，彻底否定，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行政行为。行政部门的职责是监管而不是关闭，是要更负责任地在规则上作调整。

　　放开有助于控制热钱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的通货膨胀？

　　陈志武：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了很多的外汇进入，逼得人民银行去发放更多的人民币，导致流动性过剩，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很市场化的解释。要缓解的做法就是要让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真正的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汇率。

　　现在很多人把汇率升值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经济增长的问题、出口行业的保护问题有些混淆，没有提出一个好的方案，而是两害相权取其一。如果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让市场来决定，对即将进入中国的热钱也能控制，则推动流动性过剩的因素也就没有了。

　　《第一财经日报》：也有人认为，要使热钱进入中国的动机降为零，那人民币就停止升值，也就是说这样才能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

　　陈志武：停下来不升值，热钱进来的驱动更大，停止升值必然会带来更多的通货膨胀。

　　如果让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一步到位，有一些利润很低的出口企业可能要倒闭，这就逼着他们去转型。相对而言，沿海地区可能受到的打击比较大。但是这个打击面还是很小，只是某些行业，不是涉及到13亿人，不是涉及到整个经济整个社会。实际上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一旦放开，升值压力反而会减少很多。因为现在出口增长的压力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币的需求实际上在下降，而且现在房地产价格也在降，想进入中国的钱并不是那样多。在目前全球股市或其他的资本市场都跌了这么多的时候，放开之后也会相对稳定。

　　在过去三年，人民币累积升值了21%，出口每年还是按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但有人会说以前出口部门还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应对升值，但目前提价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陈志武：即使人民币不升值，也不会保证出口就会增长，外面的需求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

　　陈志武

　　● 生于湖南茶陵

　　●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 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 1986年，赴美国留学

　　● 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 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 主要研究方向

　　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