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价样本：越限越尴尬

　　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行政性限价，要么导致短缺，要么形成低效和严重浪费。人为贬低商品的价值，不是供给者退出，就是需求者不珍惜。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市场经济的均衡运行，都是破坏性的。中国行政机构对电价的管制，可说是这种破坏性的典型体现。

　　设想一下，要是哪天没有了电，这世界会怎样？电对现代文明是如此重要，因而被定性为“公用事业”。然而，不管是电的发明和最初应用，还是当前和今后的供给，无不是私人行为和市场力量的结果。

　　既然是一种市场化的私人行为，一切自然以价格变动为风向标。而真正的市场价格，不仅由成本决定，还取决于供求关系。正因如此，行政力量不管出于何种“善意”考虑去控制电价，到头来，却没有哪一次不变成“恶果”的。

　　处于快速工业化和体制转轨中的中国，电价是被行政力量管制的突出例证。电价长期被低估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用电成本，导致了需求的超常速增长，尤其是鼓励了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重大浪费。而行政性垄断越长，既得利益集团实力越大，对改革的阻碍也就越大。电力部门因此也为公共舆论多年诟病。特别是，大量高效率民营资本难以进入电力生产和输变电行业，而国有垄断下的电力设施，不仅运转效率低，还普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在今年早春的雪灾中，这一点暴露的够充分了。

　　更成问题的是，由于中国煤炭行业集中度低以及多年来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努力，使得对煤“限价”的行政管制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人们发现，尽管政府“限价”文件至少在今年就已发布了两次，但实际情况是：“计划煤”根本无“计划”，极低的合同履约率使其形同虚设；有钱买不到煤，电厂采购人员满世界跑，也难以扭转电厂频频告急和停业的宿命；煤炭供给减少；“煤贩子”活跃，但他们是一批按市场行情出价并有网络的中间商，因而才能够绕开“行政价格”找到煤。

　　行政性限价，要么导致短缺，要么形成低效和严重浪费。人为贬低商品的价值，不是供给者退出，就是需求者不珍惜。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市场经济的均衡运行，都是破坏性的。中国行政机构对电价的管制，可说是这种破坏性的典型体现。

　　实际上，任何形式的价格管制都只是一厢情愿，不可能成功。这一道理早已渗入人心，成了一种经济常识。但令人迷惑的是，在一片反对价格管制的公共舆论声中，为什么行政机构却一如既往地热心于“限价”，还能形成公共决策？这恐怕是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和分析的。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机构仍然未能摆正同市场的关系。将行政力量凌驾于市场之上，即使不能将此界定为传统的“父爱主义”??理所当然地以为可以不分情况地过问、关心和干预一切，也是一种家长式威权意识。

　　二是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缺乏明确授权和有效监督，这突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严重滞后。尽管在诸如价格?整这样的事情上，已经有了“听证会”，但仍不免流于形式，远不是公共政策的应有决策机制。况且，价格调整根本就不是行政机构的事。

　　三是，专司价格行政管理机构的存在。从中央到地方，这一行政机构层层存在的本身，就是价格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四是，高度国有垄断产业的存在，既为价格管制提供了行政上的借口和方便，也是最强有力的支持力量。高度国有垄断下，不论是何种产业和企业，本质上同属行政序列，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也就同属产品供给主体。既然是主体，自然就对产品有定价权和调价权??价格管制。对此，行政机构理直气壮，似乎不如此，就是失职。而既得利益团体把持的国有垄断产业和企业，也完全是从个体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在需要时，便强烈要求和支持价格管制，特别是对投入品的价格管制，以减轻成本，并掩盖经营管理的无能和效率低下，或者确保既得利益。这种来自利益团体的影响和压力，在行政政策出台过程中决不可忽视。

　　五是，政府财政实力的大幅增强，特别是不受社会约束和监督的财政支出决策，为政府随意实施价格管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财政补贴工具的随意使用，成了实施价格管制的支撑性力量。

　　然而，殊不知，只要是市场经济，政府便只是市场的拾遗补缺者。看家护院者怎么可以凌驾于主人之上呢？“宏观调控”也只是政府对本身行为的检点和调控而已。最主要的，作为现代信用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收支的主体，政府应重点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工具，来增减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以此来影响私人市场行为。其他任务，则完成是根据法律，担负起监督市场主体行为合法性的责任。至于价格，因为是市场自由交换的结果，就更不是政府管理的事。否则，正如人们看到的，政府行政力量越掺和，越想主导，就越是导致价格机制扭曲，也就越是麻烦，只能是“理还乱”的恶性循环。

　　因此，如果人们不想陷入没有电或缺电的恐慌中，就应形成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更加快速并切实推动国有垄断产业和企业的改革，重点打破行政性垄断，放开对本土民营资本的种种限制；敦促建立政府财政收支决策的公共参与和监督体制的改革，抑制财政收支的随意性；在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合法性监管的同时，考虑取消那些专司价格管理的行政机构。可能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加快价格机制的市场化进展，减少乃至最终消弭价格管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