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专家：导致通胀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因素

　　本期做客嘉宾：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1993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并被评选为“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主要代表作有：《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1987年)，提出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为党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

　　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8%，2008年3月CPI为8.3%，创造11年新高，4月又上涨为8.5%，5~7月，连续3个月CPI涨幅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面对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和成本上升等通货膨胀压力。

　　从2007年9月份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连续10个月亮起了黄灯。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预示着中国居民还将继续面对新的消费价格上涨压力。今年5月12日，作为中国重要粮食产地和头号生猪养殖大省的四川省遭受了强烈地震破坏，更进一步给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有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有流动性过剩因素，有工资成本上升的因素，也有国际市场资源价格上涨的因素。对导致此番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本原因，目前存在不同分析。这些分析又将直接影响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

　　中国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记者：从眼下的讨论看，对中国目前通胀压力上升的原因有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边际效应优势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快；有人则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所致；有人把它归咎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普遍高涨。也有人认为是所有这些因素加大了中国通胀压力。对此，您怎么看？

　　王建：导致中国通胀压力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因素，主要有四个：首先是国内因素，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自新世纪以来进入到拐点。人均耕地资源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直到新世纪前的20多年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但是土地的单产水平一直提升较快，所以能够保持粮食总产量的不断增长。但自1998年以来，单产增长率呈停滞状态，但工业化与城市化占地却仍持续，同时人口增长还远未到高峰，人均收入增长也不断提升人均食品消费水平，由此导致了食品供求缺口被拉开拉大。这是为什么目前的通胀，明显具有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型通胀”特征的原因。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间阶段，完成工业化还需要二三十年，在这个过程中，耕地资源仍会呈现逐年减少趋势，但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即在未来20多年，中国的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也会继续显著提升，食品的供给因素是在减弱，而需求因素却会不断加强，这样受食品需求带动的物价上涨压力在长期内就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严重，通胀压力也就会长期化。

　　后面三个因素是来自国际，并都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第一是外部需求仍会不断扩大，从而会持续拉升中国的总体需求，以及商品价格水平和生产要素价格水平。新全球化的最显著特点，是发达国家物质产业因比较优势在长期内丧失，而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且持续拉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新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加快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在加速拉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业的依赖在今后二三十年内还会继续增强，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前年份，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主体是消费品制造业，而这类产业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中仅占1/3～1/4，在新全球化格局下，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主体转移时代迟早会到来，一旦这个过程被启动，发达国家对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需求就会更强烈。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与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更大的拉动作用，从而形成由外部需求拉动的通胀和由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推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而这两个原因推动的通胀，也是长期的。

　　第二，与新全球化格局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了全球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商，全球物质生产原料的消耗也越来越向主要发展中国家集中，同时由于新全球化催生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动力，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速度与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速度加快，这些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大宗产品消费规模不断扩张。这种情况在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中国特别明显。

　　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基本还是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仍然是建立在主要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有50亿，主要发展中国家例如“金砖四国”有25亿，以这样的人口规模，传统工业化道路就继续不下去。例如按照发达国家的人均钢铁蓄积量计算，仅中国就需要消耗300亿吨，而世界目前的铁矿按金属含量计算，仅剩下700亿吨，石油、铜矿石等主要工业能源和原料，连中国都远不能满足，这样就会形成国际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的格局。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消费总量与世界资源可供量之间存在明显缺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越向前发展，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就会越明显，而且这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会集中到几个主要向世界市场提供物质产品的国家身上，特别是中国，由此形成长期的“输入型通胀”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物质产业后，国内资本已经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所以，新全球化格局在新世纪以来进入高潮，也促使发达国家衍生金融工具与产品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发达国家制造产业转移的重头戏如前面所分析的，是才刚刚开场，则不难预计发达国家衍生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还会继续掀起更大的高潮。

　　新世纪以前，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还是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新世纪以来则出现向物质产品领域蔓延的趋势。例如传统的期货市场定价，主要依据是现货市场的供求，即现货价格决定期货价格，但近几年来却形成了定价权向金融领域转移的趋势。由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吸纳的国际资本有几十万亿美元，而期货市场仅有万亿美元的规模，从金融市场向期货市场只要转移一个资本的小头，就会对各类期货价格形成巨大的拉升力，这样就形成了自新世纪以来国际期货市场长期“多头”的格局，导致了国际主要大宗产品期货价格长期走高的趋势，从而更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长期输入型通胀。

　　以上这四个因素都是长期因素，并且全部是逐步走强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在今后长期内，中国的物价水平会逐步走高。从目前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要增加近2亿，按东亚地区发达经济体人均年粮食消费500公斤的标准计算，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就是7.5亿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出量只能达到5.5亿吨，缺口就是2亿吨，相差36%。近两年中国谷物加食用植物油进口大约相当于全部国内谷物供给的15%，同期粮价年均上涨率在6.5%左右，则未来36%的粮食供给缺口就可能导致粮价的年均上涨率上升到15%。而粮价是食品价格的核心，如果粮价年均上涨率达到15%的水平，即便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会下降，估计被粮价推动的CPI年均上涨率也不会低于3个百分点。

　　同时，由于直到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仍有20倍，要基本上拉平这个差距，以年均12%的速度计算也要25年，中国生产因素价格的上升，不会全部体现在中国国内的物价上涨，也会体现在人民币汇率的提升，因此，若汇率的年均上升率与国内通胀率持平，国外因素也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形成年均6%的推动力。如果是这样，国内外因素所导致的中国在未来20年内的长期年通胀水平，就会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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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记者：正如前面您所推算，国内外因素所导致的中国未来20年内的长期年通胀水平会较高。那么，未来3～5年，我们将面临怎样的通胀压力？

　　王建：未来3～5年，通胀压力较大，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以上所讲的四个因素在新世纪以来都在趋于加强，但为什么近一两年才开始严重起来，我认为导致前些年通胀不太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城市经济效率对物价上涨构成强有力的“对冲”。但是效率的释放总有尽头，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能长期不提升，去年以来工业下游产品也出现了随同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表现为加工产业的PPI与平均PPI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到今年2月份已经相当于总体PPI水平的62%，可能就预示着改革效率已经基本释放完了，因此，接下来通胀形势，可能就是上下游产品同时上涨了。

　　第二个因素是目前美国的金融次贷危机正在演变成一场空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会有更多的资金冲入期货市场，从而导致期货市场价格水平的显著上扬。所以，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危机越严重，期货市场的价格水平反而会上冲得越剧烈，这就会导致未来三年甚至五年内，中国的输入型通胀更明显。

　　第三个因素是“十一五”期间是中国人口的一个出生高峰，特别是包括今年在内的今后三年，根据有关预测新增人口将超过5100万人，年均超过1700万人。所以，未来三年由于人口增长加快，对食品需求的压力也会随之上升，形成对消费物价上涨的新压力。

　　因此，2010年前后，中国的通胀压力可能是最为严峻的。

　　治理通胀的长期对策选择

　　记者：既然导致中国目前通胀压力趋于严重的主因是长期的，那么，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王建：治理通胀的政策必须着眼于长期。首先是必须立足于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背景，和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新国情，重新定义有害通胀率的标准。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通胀率控制在3%左右对经济增长最有利，但超过5%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这是对传统经济增长过程而言的。在新全球化时代，许多长期有效的经济规律都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提升了中国的工业化速度，但同时也构成了从外部引发通胀的新的长期因素，因此，一定要把通胀压制在3%以下才是健康发展的意识就得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如果既要享受新全球化的好处，又要把通胀率压到3%以下，就是要鱼与熊掌兼得。

　　第二，由于导致目前通胀的因素有许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因素，用传统的办法应对效果不明显。例如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中，对付通胀的主要宏观工具是提升利率，但是对国内而言，加息既不能增加土地供给，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长；对国际而言，加息也不能增加世界资源的供给，不能抑制国外金融市场的资本向期货进军，反而会引来更多国际热钱，导致更大的货币投放。

　　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经济正在趋于衰退，对中国这样的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来说，是抑制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在这个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刺激措施，保住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要过分下降，不然可能就是通胀没有压下来，经济增长却因内外因素下来了，就可能因为政策操作问题而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

　　抑制通胀也不能大量采用行政手段，因为通胀将会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行政手段也随之长期化，就会干扰市场信号，使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倒退。

　　第三，在四个长期通胀因素中，有三个是外部原因，因此，如果到了通胀率已经比较严重，并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负面影响的时候，政府还是有必要采取压制通胀率继续提升的措施，重点就是如何隔断外部传导通道。最好的方法应当是在进口环节采取减税和财政补贴措施。

　　第四，反通胀的重点应从抑制平均物价上涨水平，转移到重点保护中、低收入阶层上面。相应地，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也应从以利率政策为主转向财政补贴政策为主。

　　如果通胀率在长期内维持较高水平，保持经济增长和增加居民收入就是最好的反通胀措施，但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通胀率承受能力更不同，动用国家财政资源压低平均物价水平，表面上看是保护了全体居民，实际上在国家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中低收入人口的有效保护就会降低。所以，应把重点放到对中低收入人口的保护方面。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对中低收入人口实行补贴和减税，则需要国家财政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即从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向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的体制靠近。

　　政府财政资源除了依赖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税收，庞大的国有资产也是一笔巨额财富。据国资委数据，2006年末重点国有企业的资产高达16万亿元，如果能够拿出1/10来在股市变现，已经够政府5年左右的反通胀支出，但前提是政府必须为保持股市的持续稳定创造条件。(记者柳立)

　　2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