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内部化”是环境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

　■冯永锋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前几个月，浙江泰顺人王远萍就发现三鹿奶粉导致女儿小便出现困难。他到处奔波，要求三鹿集团给份检测报告，或者盼望“权威机构”给他提供一份独立的、公正的检测报告，并在天涯社区发表了“举报文章”。

　　结果，当地工商局和三鹿集团的销售商都告诉他，检测费需要他来承担，大约10000多元。这一下子就消退了他获取证据来索赔的决心。他颇不情愿地在和解书上签了字，并接受了三鹿集团提供的几箱“好处奶粉”，从网上撤下了自己的“举报文章”。

　　这一事件释放了一个信号：由于检测的内部化，公众很难掌握他们最需要的“有效证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检测技术都控制在“专家”手中，检测报告都控制在各地政府机关或拥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手中，检测人员都是学院、研究所等有限范围内的“高级检测师”。 普通人、非专业人士——比如农民工和环境污染受害者，很难获得接近这些检测仪器的机会；即使有这样的机会，高昂的检测费也让人迅速败下阵来。

　　 笔者曾经多次跟踪采访国家级环保调研活动，包括国家环保部组织的类似活动。在采访调研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对于环保调研组的水质取样，地方环保部门常以“取样瓶不合格”、“取样人没有国家资质证书”等理由，一次又一次拒绝调研组的检测要求。

　　而地方环保部门接下来的做法往往是，“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取样，并送到我们的专业检测室进行检测，保证以最快速度将检测报告提交”。拿到的检测报告可想而知：水样几乎都合格，或者只是刚刚超出污染临界线不远。

　　 “高端设备”与“专业水平”，让普通公众获得公开、公正检测的权利无法实现。

　　当前，中国环境事件受害者之所以求助无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开、公正的检测报告的缺失。环境受害者除了拿自己的身体去感知、体验、呈现这些污染伤害的后果外，很少有人能够拿出有效的检测报告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中国政法大学环境受害者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建议，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应当开始走专业化之路。比如一些环保组织可以做成专业的“检测公司”。他说，“其实有些检测是可以进行的。我们购买的噪音检测设备，只需要到国家质检总局备个案，同时配备专业的检测人员，就可以出具符合专业水准和法律要求的报告了。很精密的我们可能一时无法做到，但初级的、易做的总是可以先做起来”。

　　公众参与时代，“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应该包括检测报告充分公开。在这样的需求推动下，笔者相信，各类专业“委托检测机构”必然会生长成公民社会的一个有机体。中国各专业研究、检测机构里面已经具备条件的检测设备可以面向社会开放，接受社会的检测订单。民间环保组织借检测来提升调查能力、公信力和事件参与能力，也不失为一条发展路径。

　　（作者为光明日报记者、环保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