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风云中与农民同行

　　在改革风云中与农民同行

　　——记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

　　■作者手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这成为各个媒体关注的一件头等大事。对３０年的反思和总结频频见诸报端、电视，当年参与各项改革的当事者像影视明星一样纷纷亮相。

　　早在１９９５年，因为采访的关系，我认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原副主任王郁昭，也正是从那时起，得知他１９８０年前后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事情。之后的１０余年，我又多次拜访他，向他请教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的各种问题。王郁昭的朴实、真诚、平易近人和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次，他又接受了我的采访。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中，王郁昭是介于邓小平和万里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作用的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农村悄悄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在安徽省滁县地区实行的“大包干”更是遍地开花。因为农民有了土地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包干”受到基层百姓和干部的拥护，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王郁昭正是顶住了这股压力，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动摇，最终确立了他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王郁昭说，农村改革的意义从农业本身讲是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从大局看是取得了改革的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本报记者 柏晶伟

　　王郁昭１９２６年２月９日出生于山东文登的一个小山村。１９４１年随大哥一起参加革命。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后，被调到威海市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

　　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爆发。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他被调往威海武工队，任副教导员。１９４８年初春随军南下，参加了开封、豫东、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直到１９４９年安徽芜湖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芜湖市军管会文教部的军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王郁昭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使他顺理成章地进入安徽大学，担任安大军代表兼校长办公室主任，同时还从事马列主义原理的教学工作。从此，王郁昭在高等教育战线工作了近２０年，期间他到马列学院�熤醒氲承Ｇ吧恚犙�习了两年，又在省科委工作两年多，但他始终与教育、科研工作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在安徽师范学院当教务长，还是后来到合肥师范学院任副院长，他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有着明显的“文人”特征，他相信科学、尊重科学、重视知识分子，这对他日后下放到农村劳动乃至在全椒县当“县令”、任滁县地委书记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推动农村改革，积极推广科学种田，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王郁昭因为几本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被当时的省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安徽三家村的代表”被“抛”出来，遭到造反派的批斗，被游街示众，坐“喷气式”，最后被关进“牛棚”，成为合肥师院“牛鬼蛇神大队”的大队长。

　　１９６９年７月１日，在所谓被“解放”后，他继续受迫害，全家四口人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安徽西伯利亚”——利辛县李集公社向阳生产队当了农民。但是，艰难的处境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这个山东大汉与生俱来的禀性：他直率，有话就说，坚持己见，不屈不弯，对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曲解他的文章原意，他据理力争，不让寸分，把一个批斗大会变成辩论会，让攻击者无言以对；他乐观，即使从高校副院长的位置滑到一个普通农民的地位，和农民一起种田割禾，他也像教书一样认真、努力、虚心求教，被当地社员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大老王”��

　　“大老王”的坚毅与执著，是他在中国农村改革的狂风暴雨中镇定白若、决不动摇的个性动力。

　　书生执掌太守印

　　１９７５年，王郁昭从全椒县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滁县地委副书记，１９７８年任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命运算是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他彻底告别了讲台，离开了学校，一头扎进农村，昔日的“文人”、“书生”被渐渐改造成了农民的带头人，成了中国农村基层组织里的“太守”。因为了解农民，农民的疾苦、农民的诉求、农民想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都成为他的日思夜想。这是他以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争论最激烈的时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于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徽省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用“民不聊生”来形容当时农村的现实情况一点都不过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和“五风”盛行，加之“普及大寨县”到处砍“资本主义的尾巴”，搞“穷过渡”等“左”的政策的影响，严重阻碍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农村一片凋敝，农民要求改变穷困面貌的愿望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触即发。

　　王郁昭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对已经在农村底层潜藏暗孳、萌芽发育的新做法，他谨慎、认真分析，而不是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对各种各样的争论和反对意见，他能泰然处之，理性判断。

　　《省委六条》诞生前后

　　１９７７年上半年，在王郁昭的直接领导下，滁县地委组织了３００多名干部，深入到４００多个生产队，对全地区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向省委上报了一份《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批复下，最终形成省委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安徽省委六条”（简称“省委六条”）。

　　“省委六条”中要求：搞好农村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允许和鼓励正当的家庭副业、保留农民自留地等规定。这在当时无疑给食不果腹的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滁县地委对“省委六条”的贡献，与王郁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的王郁昭是一位基层干部，但他还是一个“儒生”，他不喜欢夸大其辞的宣传，对“假、大、空”的做法十分反感，下放农村当过农民的王郁昭，懂得让农民“吃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身上少有人云亦云、见风使舵、看人眼色的“官气”，而表现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正直和踏实的品行。对能改变农村生产状况、增产增收的切实可行的做法，他都给予坚决支持。

　　三个“秘密武器”

　　１９７８年春天，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这一年，王郁昭接任滁县地委书记。也正是这一年，来安县和天长县的公社书记在地委四级干部会议上公开了他们的三个“秘密武器”，即三个典型。一是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的包产到组；二是天长县新街公社的棉花包产到户；三是来安县广大公社干部的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实行奖惩的政策。这些在当时被禁止的做法却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大旱之年别的生产队和公社普遍减产的情况下全面增产。

　　王郁昭得知真情后，给予坚决支持。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的一天傍晚，万里把来合肥出差的王郁昭叫到西苑（万里在合肥的住地），两人长谈了３个多小时。

　　万里请王郁昭介绍滁县地区农村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王郁昭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特别是在谈到三个典型包产到组、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他说：“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能充分调动积极性，办法好。”

　　万里听得很认真，不时地询问细节。最后说：“把这三个典型做详细的调查，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

　　不久，万里看了三个调查报告后，随即让省委办公厅通知王郁昭：可以在全地区各县进行试点。

　　得到万里的首肯后，包产到组在滁县地区开始试点，以后没有试点的社队也都纷纷效仿。１９７９年，随着包产到组的发展，一部分生产队又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其中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大包干到户”，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大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有本质上的不同。包产到户实行“承包产量，以产计工，增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农民承包的是全部产量，要按公社和生产队的生产计划进行种植，强调实行五统一：统一计划、统一种植、统一用水、统一大农具、统一分配等。农民生产的粮食等要全部上缴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任务，扣除集体提留，然后按各户上缴数量，计算出工分，按工分实行统一分配。这种办法农民不仅没有经营权，没有产品支配权，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和不正之风，农民对此很不放心。而大包干是农民同生产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的不是全部产量，而是国家征购任务和集体的提留，除此之外的产量，全部都是农民自己的。即“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完成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大包干不仅使农民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还取得了产品的支配权，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就意味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已被瓦解，大包干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新体制诞生了。

　　邓小平说，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为“大包干”报户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出现，却引来激烈的非议。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封“张浩来信”，将包产到组定性为“错误的做法”，为此还配发了“编者按”。正在嘉山县检查工作的王郁昭，从广播里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回地委，起草了一份电话通知，要求各县不要变，出问题，由地委负责。

　　３月１６日，万里到了滁县，对王郁昭说，“你们地委做得对，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

　　大包干在滁县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

　　１９８０年元旦刚过，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王郁昭在大会发言后提议，“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多数人表示赞许，但也有人指责说“要求太过分”。

　　万里在作大会总结时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

　　这样，大包干算是有了个安徽地方户口。

　　联产承包制继续遭到围攻

　　树欲静而风不止。１９８０年初，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大包干又受到了围攻。反对者进而提出，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是分田单干，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包产到户调动的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

　　１月３１日下午，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代表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听罢，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邓小平最后也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但他讲了一个大的决策，就是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虽然对包产到户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作了深思熟虑的。

　　这次会议的精神，安徽省委没有向下传达。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把会议情况向王郁昭作了汇报。

　　令人震惊的是，１９８０年２月下旬，万里晋京履新，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从１９８０年３月底到８月份，已换了班底的安徽省委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和合肥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制发起了新一轮猛烈攻击。一时间，人心惶惶，以为真的犯了大错。王郁昭参加了３月底召开的蚌埠会议和６月初的巢湖会议。在蚌埠会议上，新任省委领导给包产到户扣上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大帽子。４月底召开的芜湖会议更是一边倒地肯定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

　　王郁昭的心情十分沉重。

　　舌战群儒

　　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农业的工作人员谈话，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次谈话被整理成《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发放到各省征求意见，准备公开发表。王郁昭是在巢湖会议开会前一晚看到这份文件的打印稿的，他让秘书一字一句地抄了一遍，带回地委。

　　由于这篇谈话稿的内部传达，６月初的巢湖会议便没有人明目张胆地反对包产到户，但却不赞成大包干到户。

　　不久，６月１９日，华国锋给万里并转胡耀邦写了《关于当前农村改革问题的一封信》，提到“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指示，对包产到户问题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争取在秋后形成中央文件。

　　根据这封信的精神，国家农委组织了３４个调研组到全国十几个省进行调查，其中一个以青年学者为主的调查组到了滁县地区，调查组里有王岐山、陈锡文、陈一咨、卢迈等人。安徽省组成８个调查组，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调查。８月下旬，省委召开有各地委书记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由于受蚌埠、芜湖、巢湖会议的影响，加之还有省委领导表扬没有搞包产到户的两个县“是坚持了马列主义的”，这对已经搞了“双包”到户的地方形成很大压力。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又形成了一边倒的态势，认为“双包”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是走回头路，从而否定了“包产到户是责任制一种形式”的结论。

　　王郁昭在会上表了态：“双包到户发展很快，群众拥护，实践证明是能增产的，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如果一定要纠正，请上级发个红头文件，下级服从上级，我服从就是了，但不要像现在这样，今天在这里批明天在那里批，施加压力，搞得大家心情不畅，整天提心吊胆。”

　　王郁昭没拿讲稿，慷慨陈辞，以农村的生动事例，大讲特讲大包干的种种好处，他的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

　　听罢此话，省委领导勃然大怒：“难道集体不如单干吗？”“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吗？”

　　最后，由于会议分歧很大，不好进行总结，省委书记处书记顾卓新建议，把邓小平的谈话在会议上宣读了一遍，作为会议的总结。

　　大包干报上了全国户口

　　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国政局又一次发生大的变化。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

　　９月１４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虽然发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但由于邓讲话了，为中国农村改革定了基调，最终形成共识。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央７５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双包到户，终于在中央文件上被列上了一个户头。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日，王郁昭应国家农委邀请，参加中央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讨论文件框架座谈会上，他再一次提出，要给大包干到户报一个全国通行的正式户口。１９８２年１月，中央发了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双包到户终于报上了全国户口。

　　从此，大包干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中央连续发了５个一号文件，使家庭联产承包制更加完善，并成为中国农村政策的基石。１９９３年３月，家庭承包制被正式写入宪法。

　　不遗余力为“农”奔波

　　１９８２年，王郁昭从滁县直接调入安徽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他仍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注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安徽乡镇企业的崛起，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或数品的区域经济，加强农村集贸市场和专业市场建设，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亲力亲为。

　　１９８７年到北京以后，王郁昭仍念念不忘农业问题。他先后就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发生于８０年代后期声势浩大的“民工潮”给予高度关注，发起并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带领一批青年学者研究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为中国农民的充分就业建言献策。

　　古稀之年，他又满腔热情地投身到中国扶贫公益事业中，凭借他的声望为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民、贫困大学生等募集社会资金，为贫困人口尽心尽力。

　　２００５年，他主动要求辞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的职务。当有人敬称自己“王老”时，他才想到自己的确应该歇歇了。

　　从１９８７年离开安徽到北京，一晃２０多年了。在这２０多年中，每隔几年王郁昭都要回安徽一次，到已更名为滁州市的皖东地区、大别山革命老区、淮河两岸、江淮大地走一走、看一看。

　　安徽就像一根看不见的银线，牵扯着他这只飞远了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