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环境署主任阿齐姆．施泰纳：看重有清晰道德观的人

　　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

　　“我最看重有清晰道德观的人”

　　他是联合国里职位最高的德国人。由于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他为自己的碳排放量买单，“这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但我必须这么做。” 他曾亲自为《名利场》撰写环保文章。在奥运会期间，他在北京只坐公交和地铁。他告诉《外滩画报》： “我希望联合国环境署能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

　　文/ 刘莉芳 黄智倩（实习） 图/ 高鹏

　　这是阿齐姆．施泰纳（AchimSteiner）第10 次来北京。这位44 岁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的德国人，是该署历史上最年轻的主任，也是在联合国职位最高的德国人。

   

　　施泰纳有着美国人式的热情和实用。8 月7 日，一场为北京奥运志愿者颁奖的会议在位于北京亮马河的联合国大厦的草地上进行，颁奖人施泰纳的位子空着。会议过半，脸颊晒得有些红的施泰纳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衬衫的袖子高高卷起，手腕上戴着红、蓝、黄、黑、绿五种颜色的“微笑圈”，这是奥运志愿者佩戴的承诺为奥运服务的塑胶手环。

　　颁奖仪式上，施泰纳不忘和与会者分享一路上的见闻。他是乘坐2 元一趟的北京地铁，从科技部赶到亮马河的。

在地铁上，他和两个奥运志愿者坐在一起。那是两个医学院的学生，一个服务于篮球比赛，一个服务于棒球比赛。

　　说话时，施泰纳不看讲稿，他的双手在胸前摆弄。他看起来是镇定、近乎悠闲的。他说，这是他的策略，在他看来，用平和的语调来谈论一个个严峻的环境问题，力量更震撼。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执行助理张文娟用“travel（旅行）”形容施泰纳的日程安排。在来亮马河之前，施泰纳已经拜访了北京公交公司、国家环保总局和科技部。之后，他要赶回北京饭店出席晚上的活动。

　　这个出生在巴西农村，求学于英国，如今在肯尼迪内罗毕工作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当家人，有过许多一线工作的经验。他在北京的主要出行工具不是轿车，而是公交和地铁。

　　把全世界的烟囱都绑起来

　　施泰纳不熟悉莎拉．布莱曼，他只听说莎拉．布莱曼是奥运开幕式上的主要明星之一。看到记者惊讶的眼神，他解释说，“肯尼亚可不像北京、伦敦那样，对流行音乐文化可以那么近距离地接触。也许开幕式之后，我会去买一张她的CD。”施泰纳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风帆冲浪，但是他在肯尼亚的住所离海很远，他已经很久没有冲浪了。

　　施泰纳在肯尼亚已经工作生活了两年多。这是因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部设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此前，施泰纳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总干事，在风景秀丽的日内瓦湖畔工作。

　　从日内瓦湖畔到内罗毕，施泰纳希望谋求更多变化。“80 年代和90 年代我们在环境保护上获得了很大进步，现在已经退步了。环境问题成了边缘话题，可持续政策变成了‘碎步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家签订的协定没有兑现。”

　　施泰纳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了解现场。大学一毕业，他就为德国技术合作署工作，在巴基斯坦的村庄里担任志愿者。此后，他辗转于阿曼、越南、美国、南美洲和大洋洲。1998 年，当他还是世界水坝委员会的秘书长时，就在南非开普敦制订了一个全球工作方案，把公共部门、民间和私营部门联合起来。他还在津巴布韦结识了现在的妻子：非洲环保组织执行董事伊丽莎白．利好伊。2006 年6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名施泰纳为环境规划署第五任主任。施泰纳在上任当天表示，他希望在其第一个4 年任期届满时，该署能成为一个具有知识引导、科学评估等功能的灯塔，指引人们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

　　用一幅挂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儿童画或许可以表达施泰纳的心情，那是2008 中国儿童环保绘画大赛的获奖作品，画上几只小鸟衔着手帕，正在努力把烟筒绑起来。

　　B=《外滩画报》S= 施泰纳（Achim Steiner）

　　“人们给了我努力的动力”

　　B：联合国环境署的总部设在内罗毕，那里似乎很难招募到人才，甚至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为什么把总部设在内罗毕？

　　S：接近紧迫的环境问题，比乘坐喷气式飞机和舒适的工作更重要。内罗毕污染严重，交通堵塞，河流污染，垃圾不分类收集。如今，内罗毕政府已经发起了一个项目，整治内罗毕的三条河流。我希望内罗毕能成为全球对抗环境污染的起点。帮助内罗毕改变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是我的责任。另外，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办公场地很现代化，电视会议也让沟通变得更加容易。

　　B：作为联合国环境署主任，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你是怎样保护环境的？你的衣服都是什么材质？

　　S：我的衣服是棉的。我喜欢棉，但不是所有的衣服都是有机棉。在我家，垃圾不会一股脑全扔在一个袋子里，我和家人会把垃圾分类。在肯尼亚，垃圾一律被填埋，这是错的。60% 的家庭垃圾是有机的，可以再利用。我和家人还收集玻璃瓶，因为在肯尼亚有一位用玻璃瓶创作的艺术家。他用玻璃瓶做雕塑或者其它艺术品。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坐飞机，辗转于世界各地。自从加入联合国，我就为自己的旅行所造成的碳排放量买单，这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但我必须这么做。事实上，我不想让自己显得比一般人有“觉悟”，好像我很环保，别人不环保似的。我很高兴的是，现在所有的联合国官员、组织都在为实现“碳中性”（即总的碳排放量为零）而努力。

　　B：你去过很多城市，接触过很多人，一定经历过一些难忘的事。能和我们分享些故事吗？

　　S：无论我到哪里，总会遇到一些人，他们非常单纯、执着地做着正确的事情。我被他们深深地感动和鼓舞。

　　2006 年，环境署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发起“植树十亿棵”的活动。消息被肯尼亚马赛村的一个年轻老师得知，他带领学生种树。马赛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保留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之一。那所学校没有桌子、椅子—除了屋顶之外，什么也没有。一个年仅7 岁的男孩，为了让那些树活下来，在学校放假时，坚持一周两次，每次走一个半小时到学校给树浇水。

　　你发现有一些人真的在努力改变世界。正是他们，给了我努力的动力。而环境署就像是一个网络，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保持乐观。

　　B：环境署不仅为成人工作，还为青少年工作。你们是如何影响儿童的？

　　S：环境署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儿童会议，隔年举办一次国际青少年会议。去年的儿童会议在挪威召开，有1000名孩子参加。在会上，他们讨论环境问题，交换意见。我惊讶地发现那些只有10 岁、11岁的孩子已经组织起来保护环境。我深信孩子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对环保信息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兴趣。这给我很大的希望。

　　

　　“让环境署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

　　

　　B：你曾经为《名利场》写过一篇关于鹦鹉鱼的文章，你为什么会对鹦鹉鱼有兴趣？

　　S：有一年，我与家人在肯尼亚的海滩玩时，第一次知道鹦鹉鱼，那种鱼的嘴巴长得很像鹦鹉的嘴，也叫鹦嘴鱼。我不确定许多人热爱的白沙滩的形成和这些生活在珊瑚海域里的鹦鹉鱼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正是这些鱼制造了沙子——珊瑚是它们的食物，它们把不能消化的珊瑚排泄出来，形成沙。在珊瑚礁生态系统中，鹦鹉鱼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航空公司、旅游经营商和度假公司发现了鹦鹉鱼的秘密，他们联手开发并分享鹦鹉鱼的利益。

　　我在文章中，以鹦鹉鱼为例，论述我们如何抓住自然界真正的经济价值所在。有时即使是一个相当低等的动物也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你可以以其他植物、动物为例。比如，一座热带森林的价值目前只被局限于原木和木材出口，其实在发达国家，树木吸收的碳量一年价值数十亿美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推动，使之成为智能化的经济体系。

　　B：联合国宣布绿色路线图之后，挪威、冰岛、新西兰和哥斯达黎加四个国家成为“首个碳中性国家”。这4 个国家是如何被选中的？

　　S：是这4 个国家选择了我们，他们都面临不同的挑战。挪威面临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挑战，新西兰的挑战则是牲畜的甲烷排放量。冰岛几乎100 ％ 的电力是由地热所产生的，但它面临的挑战是运输。哥斯达黎加的环境部长这么总结，“我们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是解决问题的一分子。”

　　B：你的大学时间读了几个不同专业，比如你在牛津读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在伦敦大学读了经济学、区域规划。这些专业分别对你有什么作用？

　　S：经济学是我在自己的事业发展中的工具，发展经济学是我的专业方向，区域规划与此密切联系。但我一直认为很多课程太窄、太专业了，以至于把人培养成了工具，而不是思想成熟并且有自己的价值观的人。

　　学习哲学是作为了解价值观演变的基础。我遇到的人，能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有着清晰的道德观的人。哲学不是我的专业，但我想把它作为我受教育的一部分。学习政治学是因为我想了解社会如何运转，以及如何影响公众舆论。所以政治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B：你的4 年任期已经过半，对于过去的两年和今后的两年，你怎么总结，如何展望？

　　S：在我看来，联合国大会是最重要的管理地球的未来机构，能够入选联合国高级管理小组，那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一开始，我想一个人怎么样才能产生影响。但很快你会发现联合国是一座希望的灯塔。任职两年后，我想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指导世界的精神与原则，我深信作为联合各国的组织联合国，如果各国之间不能很好地沟通交流的话，那么我们联合起来共同为全球服务的努力也会是令人失望的。

　　关于未来工作的目标，简单地说有两个：第一，我希望联合国环境署能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第二，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能够看到我们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所做的贡献。

　　

　　环保不仅仅是为了17 天奥运

　　

　　B：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委员，你每年都来中国。你对中国的环保如何评价？

　　S：每次来，我都会和温家宝总理见一小时。他的环保责任感非常强烈，很有耐心地了解所有事情并且有意愿在政府中去实践。

　　当你认识中国人，开始慢慢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你很快就会发现你正在进入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你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看待问题——历史性的视角，同时也是面向未来的视角，这与世界上其它地方都不同。

　　B：北京办 “绿色奥运”，环境规划署如何与北京合作？

　　S：我们从中国赢得主办权开始，就一直关注中国。承诺“绿色奥运”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的，不是国际政府组织强加的。去年，联合国组织就对北京环境做了一份独立评估，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绿色奥运”方面的承诺绝大部分实现了。从来没有一个奥运主办城市能像北京这样，在短短7 年内，对环境作出改善。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北京环保没有问题。比如北京空气里仍有颗粒物，污染物的水平仍然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

　　在过去的48 小时内，我参观了北京公交公司、环保局。在公交公司，我参观控制室了解到，在过去两三年中，有多少公交车换成了环保车。我还到空气样本采集地实地考察。在实地参观中，我清楚地看到各个部门的官员对环保都持严肃、认真的态度。

　　我想，即便奥运结束后，中国在奥运中取得的经验教训，也能够持续下去，得到发展。今天活动前，我到访了科技部。科技部会对奥运做出碳评估。

　　B：你如何看待这些污染现象？

　　S：空气污染不是北京奥运独有的问题，在历届奥运会上都有，比如雅典、洛杉矶、汉城奥运会上都发生过空气污染。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天里，全世界记者这么关注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正好碰上北京八月的天气，空气中的水蒸气很多。外国记者把水蒸气当成空气污染。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在绿色奥运方面所做的承诺和努力。

　　我在奥运期间的梦想，就是希望那些外国记者多看、多听、多了解北京在环保方面的努力。

　　B：你如何预期奥运之后的环保？

　　S：从近期看，奥运结束之后，禁驶的车辆会重新开到街上，这是事实。但是政府采取的其他很多环境保护措施不可能倒退的，比如新增的环保新型公交车不可能换成污染空气的车辆，新建的150 公里快速交通轨道也不可能拆除。还有新建的公交道也不可能变成普通的车道。

　　从长远看，可再生能源发展也不可能走回头路。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奥运结束后，也许有人就松懈了，但是走过的路很难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