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

　　　因为山西溃坝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的集中爆发，近日来数位政府高官引咎辞职。继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和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之后，64岁的李长江昨天正式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同时，河北省委昨天也免去吴显国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

　　中国政府官员的行政问责制始于5年前的“非典”期间。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防治不力或隐瞒疫情等原因而引咎辞职。这两位部级高官的辞职，当时可以说是震动了国内外。

　　5年后的今天，同样是部级官员因为必须担负起责任而请辞，尽管也同样吸引了舆论的关注，但其轰动程度与社会大众的态度，已显得平淡和习以为常了许多。很多人相信，这正是各级政府或各部门行政首长权与责的统一。这也意味着，政府行政官员的问责制通过5年多的建设，已经逐渐常态化、制度化，日益走向成熟。

　　在本届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施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这里的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正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两条主要途径。渐已为人所熟悉的行政问责制，承担起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任务。

　　针对政府官员特别是行政首长为什么需要有问责制度？这是因为，犯了特定过错的官员既需要承担起政治责任，也需要承担起道义责任。如果其过错涉嫌触犯法律，则还需要承担起法律责任。就行政问责而言，主要是前两种责任。

　　事实上，每一起引发官员引咎辞职的事件，几乎都是震动社会的重大事故或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张文康和孟学农因为“非典”辞职自不必说，其后的中石油前总经理马富才因为重庆开县井喷事故造成233人死亡而请辞（马富才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国企老总），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则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辞职。这些事故或事件，或涉及大量民众死伤，或是引发重大公共危机，影响极大。故当事官员必须主动承担起面向政府以及社会的责任，以个人辞职平息民怨更是起码的选择。

　　从“非典”之后5年多来的一系列问责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官员的行政问责制日益走向成熟，是在制度不断被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整个社会，包括行政机构与政府官员本身，对问责制度也有一个逐渐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在行政问责制的实践中，制度得以逐渐完善，责罚的效用逐渐显现。

　　行政问责制日益走向成熟，也与现行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密切相关。有人戏称，现在当官成了一个“高风险行业”，有人则担心，行政问责制会不会误打误伤官员。从时下舆论所呈现出来的情况看，行政官员的确“风险”不小，一遇到大事情，总会有相应的官员出来承担责任。但换一个角度看，现行相关的问责制度条款对事故、重大事件等的责任认定，已经比较清楚和健全，也较具可操作性。在重大事故发生之后，一般情况下，可以参照相应的规定来确定具体官员的责任，而并非该官员的上级领导随意安排与命令。问责制度的逐渐完善，正是其令人可以期待的重要理由。

　　当然，也应该注意到，目前的问责制度，多数人其实还只是重“责”而忽略了“问”的部分。若简单认为问责制度就是对官员的制约与惩罚，那么这样的理解是不完整的。“问”是一个社会在常态情况下，对可能的事故与问题向政府官员的质疑与探询。包括党委、人大、社会公众等主体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去“问”政府官员。

　　近来发生的许多事故，也都在提醒“问”的意义。从完善问责制度的角度看，未来当需要在重视责罚的情况下，同时强化“问”的功能，将问责环节前移。这其中的道理，与预防腐败的功能相似，既可减少可能的重大事故发生，也是对政府官员一种必要的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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