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450亿元自建牧场？三鹿事件挑战奶源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柯志雄 北京报道

　　乔富龙一语成谶。

　　这位回国后从不喝牛奶的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奶牛营养博士，早在几个月前就说过：“中国乳品安全的巨大责任，实际上是由高度无组织而又最为无助的广大奶农在承担”。

　　但他很怀疑目前的趋势——由奶源问题导向对奶农养殖模式的整体质疑，会把中国奶源发展引向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向。

　　浸淫奶业多年的乔富龙举的反例是印度，“印度的奶牛都是散户为主，发展得很好，非常可持续，30年来一直在可持续增加。”

　　投450亿元自建牧场？

　　根据上海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此前对200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以各省(区)为单位的奶产量和人口资料，进行简单统计后得出的结论：在我国大都市集中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生活着70%的全国人口，生产的牛奶仅为全国总产量的30%；而在幅员辽阔的西部和北部奶源带地区，人口只占30%，却生产出70%的牛奶。

　　但无论是在奶牛密集的北方，还是牛奶消费密集的南方，奶源发展模式主要集中于“奶牛场”和“奶农”两种，前者起源于军垦农场和集体所有的奶牛场，而后者得益于我国城市及周遍集镇居民液态奶消费的带动——在“若要富，养奶牛”口号推动下，成千上万的农民纷纷牵奶牛回家，形成了与“奶牛场”模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态的奶源基地。

　　但奶农高度分散饲养从一开始就暴露了许多缺点，而最近的几年来，各地在摸索与结合实际情况，做出了一些改进。

　　即使如此，尚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顾佳升曾在《如何破解中国养殖模式困局？》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注重于考查一下奶农分散饲养的生产组织结构模式的演变情况，那么就不难发现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演变轨迹：(1)分散饲养/收奶站；(2)分散饲养/挤奶站；(3)简单的地域集中/奶牛小区；(4)管道化机械挤奶、饲料饲养、防疫治病、繁殖配种等集中管理/联合牧场。”

　　记者采访了多家乳业公司后了解到，“三鹿”事件使得乳业公司倾向于把更大的奶源比重放在自建奶牛场，但乔富龙很怀疑这种趋势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

　　根据乔富龙的估算，中国的实际奶牛数量在700万头左右。以其中350万头预产奶牛算，估计同等规模的自建牧场需要至少450亿元的投入，而且这还不考虑如何对待现有奶农的情况下。

　　奶农难安身

　　在现有体制下，乳业公司处于强势位置，而行业重营销、轻奶源的现状，使得奶农难以走进“好奶-利润-发展”的正向循环。

　　“中国大草原供奶量5%都不到”，乔富龙以某家打“草原”牌的乳业公司为例，“大草原本身不具备生产奶的能力。新西兰大草原全年12个月都有草吃的，中国的大草原枯草期占了9个月，能适合养牛的只有3个月，最不能养牛的就是大草原。中国养牛有效益的是种玉米的地方。”

　　重营销、轻奶源的行业现状，使得即使在好年景，奶农也难以从中获益，而到了艰巨时刻，更是直接受伤。

　　乔富龙告诉记者，“乳品企业销售额大减。企业会砍不同级别的奶源，就把散户砍掉，最受害的就是这些散户。”

　　奶联社的未来

　　除了松散的奶牛村(实际等于散养奶户)之外，过去几年中，奶农联合的实践形成的是奶牛小区和奶联社，其中：奶牛小区以公司制运作，由第三方提供场地与设备，奶农提供奶牛；而奶联社则直接注册为农联社，奶农相当于股东参与分红。

　　据乔富龙估计，目前的奶牛有10%在规模牧场，奶牛村仍占6-7成，奶牛小区占2-3成，而真正的奶联社少之又少，“奶农一直想联合，关键问题怎么联合？

　　但目前的这种现状并非奶联社的必然，乔富龙告诉记者，基于奶联社的印度在过去30年中人均奶消费翻了一番，而且是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奶联社使得印度奶源的供应增加到原来的4倍。

　　乔富龙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的背景下，根除奶农没有管理权问题的奶联社，目前只要解决两个问题，就会有广大的推广空间：一是国家支持资金缺乏过程中的监管；二是奶农如何受益于奶联社这种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