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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阶层跃动只CEO陈东升的92


  毛振华站在他的导师董辅礽的照片旁。 图/受访者提供

  92派

  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感召,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毛振华 两度转身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9月初,在复兴门泰康人寿大厦C座14层的会议室见到毛振华,他被称为中国信用评估第一人。相比于众多的92 派,他的经历更为特殊:由官而商,从商到学。

  在毛振华的办公室,摆放着一张合影,里面有四个人,冯仑(万通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嘉德拍卖公司创始人、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田源(创办了第一家期货公司),照片看上去充满了历史感;而在他的会客室里,一幅董辅礽的照片悬挂在非常醒目的位置上,董是毛振华、陈东升、田源共同的老师。

  年仅44岁的毛振华是湖北人,身材不高,但浑身透着精明能干的气息。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相比于他的同龄人,毛振华一直都走得比较快,15岁上大学,24岁成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28岁创立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并把中诚信做成了中国最大的信用评级公司,43岁选择退休。

  毛振华告诉记者,“做学者,还有30年的时间”,说完,爽朗的笑声。

  离开权力的金字塔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旋风,不仅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经济上也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对于谙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来说,机会似乎来了。

  那一年,是毛振华在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二个年头,这个体制内一直都走得顺风顺水(从副科长到处长的每一轮提拔,都是破格的)的年轻人,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忽然有了退却的念头。

  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在如何为国家尽力这个事情上,他和他的同班同学、陈东升看法颇为一致,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东西。

  “其实点子是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出来的,东升说外国现在有的,中国还没有的,以后肯定会火。所以,我就搞了信用评估。”毛振华笑着告诉记者。

  毛振华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在当时的毛振华看来,偶尔看到或者听说这个公司只是在广播或者报纸上,这样的字句在他脑海里印象很深刻,“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

  在当时毛振华心目中相当神秘的穆迪公司,由约翰·穆迪于1909年创立,总部位于纽约。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尽管对于要做的事情相当懵懂,但毛振华并不孤独,那时候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高耸的电报大楼和民航营业大厅,大约10多分钟就到了陈东升西单的家,天南海北地聊,通常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冲动而兴奋。

  “我和陈东升相互启发,我们要做公司,讨论怎么做?不是说我们天生就能做这些事情,更多的是一种年轻的冲动。 ”

  1992年5月,适逢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照着报纸抄下了企业章程的每条内容,开始筹备创立中诚信。

  在此过程中,他性格中的固执一面大放异彩。他认为创办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业务许可证。至于跟谁申请许可证,毛振华心里也很模糊。

  还是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跟他们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他们管,以及怎么管?”约人,吃饭,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这样,经过四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给中诚信发了金融许可证。因为体改委的两个文件,找钱又有制度上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对毛振华来说,相对容易些。

  毛振华给他的公司找了12个国资背景股东,第一期资本金2000万,第一部分到账时是500万,余下的三年后才全部到账。

  股东们基本都隶属于金融业,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家机关单位等,比如,中国审计组管理的中国审计律师事务所,司法部管理的中国律师中心、中国证券协会……

  “当时所做成的事情,现在看来几乎完全不可能。但当时没有概念,一心想游说他们。有机会找到他们的领导就说:这东西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很不错。但也不敢拿太多的钱。”毛振华如此描述他那时候的一种状态。

  1992年10月8日,中诚信成立,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宣告诞生。10月9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一个典型的92派

  当然,在那个年代,弃官从商也是一种趋势。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财经作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他们能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样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不过,那时候的毛振华在中诚信是没有股份的,尽管公司由他负责筹建,但他没有投票权。公司最初的办公地址位于北京三里河西苑饭店4号楼的一个普通的房间,条件比较艰苦。

  把一个新生事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毛振华用了三年的时间。

  1992年12月26日,公司在董辅礽、厉以宁、江平等几位著名学者的组织下,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公布了第一部《信用评级业务指南》。那时候中诚信的业务涉及到信用评估和股份制改造。

  1992年到1994年上半年,金融领域的改革开始了;在国有企业领域,“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也开始萌芽,并成为趋势。

  毛振华抓住了机遇,他的中诚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承接了许多业务:从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开始,先后担任杏花酒厂、中国有色、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众多企业改制和上市的财务顾问;山东华能项目成为中诚信第一个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项目……

  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低迷,中诚信的业务也随之陷入了低谷。毛振华遇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冬天,股东们的投票几乎让他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此后,他在香港呆了三年,任香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去香港之前,他跟对方谈了条件,就是中诚信这边的职务他必须兼着。三年间,工资加奖金加期权,毛振华拿到了一千多万。“这笔钱是我能把中诚信买回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1998年,朱镕基总理的施政承诺中有一项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采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诚信的12个股东选择了渐进的退。“一点一点买回来中诚信的股权,从最初的10%,到现在 60%的股权,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振华笑着说,“我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距离国家越来越远

  中诚信是自己的了,在2000年的时候,毛振华将公司的资本由2000万增至8000万。增资扩股完成后,毛振华觉得很困惑,最初创办公司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因为公司的资本都是国资背景的,觉得自己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现在看来,自己距离国家越来越远。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会做商业,是可以流动的,因为国资背景的企业领导人和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很容易,实际上很多人也是如此,”这个不抽烟,不喝酒,喜欢清谈的湖北人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回到体制内。

  正当毛振华觉得自己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1999年,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调查,用现在的词语,叫“双规”。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但这次调查对毛振华心里造成很大冲击,“在中国做商人,太不安全,模糊的东西太多。 ”

  但在之后的8年间,毛振华把中诚信锻造成中国信用评级领域的领头羊。在他看来,与穆迪成立合资公司,就说明中诚信的业绩受到了这家国际上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的肯定。

  当然,毛振华没有打算将中诚信卖掉,他觉得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了。在他给记者的名片上,除了正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名片的背面还有六个社会职务,但唯一跟中诚信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 。在去年公司15周年的晚会上,公司为他举办了一个送行仪式,祝贺他转身成为学者。

  “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下,商人对自己命运没有主控权,中国企业家的死亡率太高了。中国不具备把企业做大的环境,特别是金融性的企业。我现在退出来,有一种解脱感。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发展了,而我也不是一个负面人物。”自得完了,毛振华又感慨,“我带着十多年做企业的阅历转型,其实有点悲哀的。”

  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毛振华给记者拿出来一本《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2008年中期),他告诉记者,尽管他的学者生涯才开始一年,但还是很有收获。

  “我这一辈子不是最好的官员,小官;我没有把企业做大的愿望,所以也不是最好的商人;做学者,起步比较晚,从基本功和文献功底来看,也不具备作一个最优秀的超一流学者的条件。”回望过去的30年,毛振华如此概括。

  十问毛振华

  1 这些年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毛振华:身份得到改变。从农民到大学生,在政府工作,认为自己是精英,职位升得很快。从商很早,有些收获。最后去大学做研究,出发点还是想为国家做点事,这种情结挥之不去。

  2 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毛振华:92年下海办公司,并逐步成为公司的股东,彻底成为一个商人。

  3 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毛振华:去人大经济学研究所做研究。从上大学算起,已经30年了,我还可以活30年,面对未来,我应该有一个很适合的人生规划。

  4 目前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毛振华:做一个好老师,培养出对中国比较了解,有很好的理论功底,对国家和社会有影响有抱负的综合型人才。

  5 您最害怕什么?

  毛振华:个人最担心整个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出现大的起伏和波折。现在整个中国宏观经济还有一些问题,金融风险,市场风险,转型如果不成功,会把蓬勃增长的势头压下去。

  6 您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毛振华:中诚信,15年都给了它。

  7 您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毛振华:必胜的信念要加强,要加强目的性,我有点随遇而安。一步一步走过来很顺当,没有什么很具体的目标。

  8 如果能选择的话,您希望让什么重现?

  毛振华:年轻的时候,包括那时候的理想,对社会的热望,(那时)懵懵懂懂的,也不是那么世俗。

  9 您焦虑么?

  毛振华:我不焦虑,我一直都比较乐观。

  10 您幸福么?

  毛振华:幸福!

  与1992年官员下海潮相呼应的是,《胡雪岩全传》开始风靡中国。

  

(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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