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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阶层跃动之第一代打工妹翁纯贤的26年

 


  《外来妹》


  翁纯贤,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来的农民工,在发展空间上有更多的机遇。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翁纯贤 第一代打工妹的26年

  “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深圳

  深圳?那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在蛇口工业区的高楼大厦中,翁纯贤开着车穿梭在如棋盘般交错的大街小巷上,对每条路每栋建筑每块地皮的前世今生都烂熟于心。

  “这是招商银行最早的总部,那是陆氏以前的工厂,后来被TCL收购了……”穿过一片1980年代的旧楼,是一栋4层的小楼,楼层中间种着翠绿的植物,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让人眼前一亮,楼下的星巴克里坐满懒洋洋的人们,“这就是我们以前凯达玩具厂的厂房,后来翻新过,现在属于招商局地产的,正准备建一个蛇口创业园,以后做办公楼。”

  再转一个弯,钻进几栋旧楼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我们是第一批住进来的人。我以前就住在门口晾着红衣服的209房,都不知道那个房间到现在住过多少打工妹。”所有景象不再“若只如初见”——第一次住进这里的时候,翁纯贤只有18岁。如今,26年过去了。

  那是1982年的4月30日晚上,大巴把120名从汕头来的女孩带到了这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姐妹睁开眼一看就哭了,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同来的120人,就剩了不到80人了。“当时周围全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整个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但是,翁纯贤和她们想的不一样,“一到这里我就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的,当时汕头最好的招待所也没有这里的厂房漂亮。到处灯火通明的,好像一个新的天地一样。”

  在此之前,翁纯贤刚刚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那时,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要么到生产组去工作,要么等着顶替父母的工作,她就在亲戚家的小作坊当学徒工。有一天出门,在大街上看到一张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招聘女工的启事。

  “大字报上写着,香港凯达公司要在深圳蛇口开玩具厂,招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相当于香港初中文化程度),我就是冲着香港初中文化程度这句话去的。因为我有很多亲戚在香港,舅舅姑妈的,他们都说过香港的教育水平很高,就想去试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见过有这样招工的,也是闲着没事,就报考了,以为没有找关系走后门,肯定是没希望的。”没想到,考完试后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她家的门,来者自称是街道办的,通知她,“你被凯达玩具厂录取了。”

  家里的哥哥首先反对。在读大学的哥哥眼里,“深圳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资本家都是在剥削工人。”在香港的外婆也急忙发来电报,警告她,跟香港老板打工太辛苦了。所幸的是父母没有反对,还劝说外婆,“再怎么样也总比上山下乡好。”于是,赶不上上山下乡潮流的她,登上了另一辆向着时代大潮开去的列车。

  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凯达玩具厂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翁纯贤们也成为了深圳的第一代打工妹。当时的她们被统称为 “凯达妹”。

  刚到工厂的时候,管理员是香港人,不太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夹着广东话,就我一个听得懂,我给大家当翻译,他就说,你来当组长吧。”从第三天开始,翁纯贤就成了车缝组的一个小组长,每天先给组员安排工作,分配任务,同时自己也干活。到了第二年,组长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在流水线边摆个办公桌,“看她们干活,调配任务,定产量,给她们计件,发工资。”

  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每个工人一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没有完成任务不会有什么惩罚,但超额完成任务的则有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很高的,刚开始是1.5倍,后来是2倍,重大节日是3倍。”这种多劳多得的制度,在那个年代显得新奇而高效,“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抢着干活,抢着加班的,没有人的工作量不超过标准的。”

  她们的收入在当时也是远高于一般人。“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翁纯贤说。

  她们开始穿着香港买的衣服,流着时尚的大波浪头,成了当时的潮人。外企的工资里有30%是外汇券,她们拿着这些外汇券,为家里购置大件物品:NEC的电视机,松下的冰箱,友谊牌洗衣机,三角牌电饭煲……一年一大件,装上大箱子,背回老家。和很多同事一样,翁纯贤的家里成为老家那片儿第一个有彩电、洗衣机的人家。

  1987年,翁纯贤与同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吴甦峰结婚了,并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售楼,在这以前,房子都是单位分配,或是租赁的。出售给职工的房子根本没有。售楼先在蛇口工业区搞实验,那时叫职工福利房。”64平米的房子,一万三千多元,首付30%,之后每个月300块左右的按揭,“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50 0左右,夫妻俩一个月的家庭收入有1000多元”,日子过得轻松快活。

  同样的打工,在20年后,打工者的境遇已经截然不同。民工成了“潮”,人也就汇流进去,成了一个数字,数字后面的人变得无比的渺小和茫然。至于在深圳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再次寻求改变

  2007年,当年的凯达妹组织了一次“再回首,凯达姐妹二十五周年”聚会活动,原计划来200人,没想到来了 300多人。很多昔日的凯达女工现在已成为企业家、银行行长、金融投资商或者政府官员,这让翁纯贤很感慨。

  当初做出离开凯达的决定并不容易。凯达的待遇好,员工福利也不少,只是几乎天天要加班,这让她接受不了,“如果一辈子都要加班那就麻烦了。我想去读书,就一定要离开。”

  在凯达的时候,工厂周围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可供消遣的玩意。翁纯贤偷偷跑到中专班去读书,那时候想读书了,因为看到很多人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出来后,都能当上单位的领导。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南玻公司,待遇和以前差不多,关键是这里不用加班,而且这边很支持读书,“只要跟你工作有相关的,就可以去读,公司报销70%,所以,过来之后就去暨南大学的会计班读书了。”

  1989年,在南玻的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准备录用她,但同时也告知一个规定:女员工刚进公司三年内不能生小孩。当时刚结婚两年的翁纯贤坚决反对这个规定,又回到了凯达。一个月后,她怀孕了。

  第二年,儿子出生。按照当时的规定,翁纯贤有56天的产假。休完假回工厂的第一天,同事告诉她,国家出台了新政策,现在的产假是90天。她便直接回家,继续休假。再次回到工厂的时候,工厂领导有意见,认为她应该按照刚刚休假时的政策,56天后就回来上班,所以不给她发休假的底薪,她便把工厂告上法庭——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某种程度上,也是打工族权利意识觉醒的开始。

  “当时蛇口有个职工俱乐部,有时会给打工妹放电影,有一次放电影之前,就有通告说,凯达公司的翁纯贤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要向她学习。南玻的人知道后,就说你既然跟凯达的人闹事了,就过来吧。”翁纯贤说。

  这里已经不是大工地了

  现在的翁纯贤依然渴望读书,喜欢考试。到了南玻集团后,正是一次内部招聘销售人员的考试,让她开始改行的。“ 我们这里是一个男工企业,女员工本来就不多,那次考试就我一个女孩子去了,结果竟然考了第一名。”她便从统计改为做销售业务。当时能生产外墙玻璃的国内只有两家,南玻是其中之一。那是供不应求的时代,很多装修公司都得来求她们供货。近 10年过去,现在的翁纯贤已经是区域销售经理,不过,压力已是今非昔比。

  “前两年,感觉自己很累,很多竞争对手,就想要不给自己换一个工作,但换什么,会计吗?我一直都有会计证,虽然没有从事会计行业,但每两年都会去学习考试。但换一行,又那么生疏,隔行如隔山,还是算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坚持的结果是,翁纯贤和深圳一样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同为经济特区的翁纯贤的家乡汕头,却经历了另外的发展轨迹,如同她现在回家再遇到当年的高中同学,彼此的生命轨迹都向不同的方向奔去。大部分人已经下岗,在家里过着惨淡的日子,当年那些一起来到凯达又回去的同事,大多数也不尽如人意,而这些人当时回去的原因,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汕头有一条特殊的发家致富之路:卖批文。“很多回去卖批文的,钻政策的漏洞,赚得很多,我宿舍里五个人就我一个留下来,但她们现在都不如我了,都没有真正的发展,没发展,过了政策的时期就不好了。”

  后来,这些人想再到深圳来,却发现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工地了,“大学生到处都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翁纯贤的哥哥也在此行列。“当时他在家乡教书,她叫他出来,一方面当时是预备党员,想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成党员了,一方面母亲身体不好,想在家里照顾母亲,就没出来了。现在,他在老家当个校长,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深圳的一个普通老师的收入,但现在想再过来,已经很难,”翁纯贤说“1982年前后,想来深圳当老师是很容易的,只要是个大学生,绝对能找一个好单位。”

  时代不同了,也回不去了。

  十问翁纯贤

  1 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翁纯贤:我觉得人变乐观了,更加积极向上。深圳这个地方,人都很积极,很拼命很认真地干活。到了深圳之后,跟在老家不一样,家里的人做事情我觉得没有深圳的人认真。

  2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翁纯贤:好像没有什么影响特别大的,但印象最深刻还是刚到深圳的感觉,虽然灰尘滚滚,但建设得非常快,觉得很好。在家里的时候,房子都很旧。在这里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到单位后,觉得这里的人做事情的效率特别高,没有磨洋工的,从那个时候起,养成了做事情要很认真负责拼命的习惯。

  3 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翁纯贤:当然是决定到深圳来,并且留下来,其实中间有几次想打退堂鼓。

  4 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翁纯贤:最大的愿望是孩子能好好读书,他今年刚上大学了。

  5 你最害怕什么?

  翁纯贤:说实话,我最害怕失业。虽然我不会失业,但每次想到就很怕。我老公说,你那么辛苦干活,我们又不是没钱。我说我最怕没工作,那样人肯定会很无聊,没事做不知道要干嘛去。

  6 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翁纯贤:给了特区吧,把青春都给了深圳了。(大笑)

  7 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翁纯贤:其实现在最大的欲望就是学习,包括专业知识、业务知识、英语等,都需要去学习。以前做我们这一行,都是人家上门来求我们,现在我们要去推荐产品。做业务的,不去更新方法的话,肯定要被淘汰的,要知道现在市场需要什么,人们喜欢什么,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一定要学习。

  8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翁纯贤:我希望我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可以重新去读书。

  9 你焦虑么?

  翁纯贤:倒不焦虑,我的心态还挺好的,遇到什么事不会很焦虑。

  10 你幸福么?

  翁纯贤:还算是幸福的。生活、工作都比较顺利,孩子也挺好的,但有些东西不是特别圆满,总有一些东西是你得不到的。如果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让你去充电,那是最幸福的,但没办法,现在太忙了。

  关于打工族的记录

  歌曲:

  崔健《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怎么着吧/……/那没读过书的人就不是人吗/我们没偷你们的/也没抢你们的/我们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你们不想干的……/给我碗水喝

  电视剧:

  《外来妹》,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

  著作: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香港科技大学潘毅著,此书获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C.WrightMi lls奖,潘毅成为1964年奖项创立以来首位亚洲得奖者。

  图:翁纯贤,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来的农民工,在发展空间上有更多的机遇 图/大食

  

(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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