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为市场经济正名

　　山西省定襄县人。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学习。1985年以后，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主任；1993年以后，任名誉主任。

　　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他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他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与对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人才培养问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等。他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前瞻性探索，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了研究，对改革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民网）

　　马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达

　　《财经》第23期刊登汪丁丁的文章，悼念10月28日逝世的经济学家马洪。现摘登其中一段。

　　远比“不发言”和“随意发言”更困难的，是基于调查与真知灼见的恰到好处的发言。1984年，马洪被一连串偶然事件带到了一个历史关口。那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十年浩劫”结束不久，人们还普遍缺乏以恰到好处的语言表达政治诉求的智慧。马洪以丰富的政治经验，以比共和国年龄更久的经济管理资历，更以在漫长逆境里从未嫁祸于人而享有的广泛信任，不畏风险，不怕得罪老领导，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终使他能够有把握地上书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了最具稳健派风格的微妙且意义深远的政治表达。

　　时隔20年后，在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评委会为马洪撰写的“获奖理由”中，特别提及马洪及他的这封信在当时形势下的重大贡献：“他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文字表述写入全会决议，并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局外人看中国改革，称赞它是渐进的，且远比苏联的激进改革成果卓著；局内人看中国改革，知道“渐进”的改革，其实每一步都需有人敢于承担风险。马洪的风格是抓住历史机遇，顽强地推动中国社会演化，求成事不求成名。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政治表达获得合法性之后，1988年，马洪又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并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委托，及时组织学者撰写了普及性读物《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表达。

　　地位

　　当代经济学界“头号元老”

　　随着第一代经济学家的硕果仅存者薛暮桥于2005年逝世之后，作为第二代经济学家中最年长者的马洪已经算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号元老”。

　　2005年3月，中国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马洪与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等三位大师级人物一起成为获奖人，但马洪当时已因身体原因没出席颁奖。按照当时评选委员会的评语，“马洪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背景

　　并非“科班出身”

　　“我是先从事经济工作的，是没有办法才乘上这条船的。”一如薛暮桥等中国经济学界元老，马洪并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

　　马洪，原名牛仁权，曾用名牛黄、牛中黄，1920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眼中，马洪为人厚道宽和，有长者风范。1936年冬，马洪参加了由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统一战线性质“牺盟会”。那时，16岁的马洪完全是一个工人运动发动者，和经济学可以说是毫无瓜葛。1938年3月，马洪赴延安报告工作。为今后作秘密工作计划，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要他把牛黄这个名字改为马洪。当年4月和12月，马洪先后被选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马洪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

　　起步

   从东北开始经济生涯

　　对于马洪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成为了他经济生涯的真正开端。1948年6月，马洪调往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东北的工业经济占全国企业比重的90%。马洪研究出一套全国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模式。马洪把调研成果撰写成《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一直到半个世纪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还涉及到这五种经济成分有关的类似概念。

　　贡献

    “为市场经济正名”

　　1961年7月，马洪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文革”后，马洪被调到社科院，创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过深入分析后，马洪力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这一观点随后反映到当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

　　1984年9月，马洪又上书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马洪不仅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更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1988年3月，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并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1991年前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讨论再次鹊起。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马洪的文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公开出版，系统地反映了他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重要思路。1993年10月，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指示，马洪主持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

　　伯乐

　　对朱镕基有知遇之恩

　　就在东北工作期间，马洪与朱镕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朱镕基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当时马洪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3岁的朱镕基则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马洪于1952年从东北调到北京，到刚组建的国家计委工作，朱镕基也和马洪一起进京。不久，马洪出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朱镕基则先后在国家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

　　晚年

　　81岁提醒谨防新经济泡沫

　　2001年，81岁的马洪还提出了发展新经济谨防泡沫的观点，他认为，“新经济”的提法本身需要进一步讨论。尽管马洪并不否定新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但他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泡沫经济首当其冲，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旧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关的其他结构已经过时，必须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这个改造的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据《羊城晚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