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大浪淘沙 民企竞风流

　　1978年，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辍学，成为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6年后这位补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20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南存辉的三十年是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缩影。

　　“我觉得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

　　“温州实践再次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都是舶来的、搬来的，也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它开始时可能有点四不像，但毕竟是草根经济，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既吸取传统的营养，又逢社会变革为它提供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一旦生长起来，就会有芳草遍天涯的情景。”

　　“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

　　这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三个时期对温州模式的调查，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三十年来“从割了又生的野蛮成长，到破茧而蝶曲折发展”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在理论认识上经历了三次大飞跃。第一次是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第二次是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每一次的理论突破，都推动着非公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为一批批企业家的产生和成长培育了土壤。

　　三十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创造着奇迹。

　　文/本报记者 邱敏

　　实习生 黄建豪

　　“傻子瓜子” 12名雇工带来的剥削争论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出乎决策者意料的事件，邓小平在1987年曾表示在此前10年里出乎中央意料的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乡镇企业正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源头之一，而先于乡镇企业搅动中国大地的是个体户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年广九的人举国闻名。

　　1979年，42岁的年广久靠炒得一手好瓜子，挂出了“傻子瓜子”的牌子。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便请来一些人当帮手。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有人眼红，发现他请的雇工居然有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说法传遍安徽。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过100万元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举了年广久的例子。邓小平说：“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年广久因此名留改革开放史。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1979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发现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三大模式 草根经济在夹缝中成长

　　1982年至1988年，这是中国的民营经济站稳脚跟求发展的时期。在全国来说，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顺德模式。

　　1982年发生的“八大王事件”曾让中国民营经济的重镇温州遭遇重创。当时，全国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温州柳市镇的“八大王”被戴上“投机倒把”的帽子。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除刘大源在外逃亡8个月侥幸逃脱外，其余“七大王”不是进了学习班，就是被判了刑。当时，类似的民营企业常常被冠以“扰乱市场秩序”的罪名。

　　1984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八大王”重获自由，“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随即诞生。这一年，温州开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到1985年，全市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被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

　　198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国务院专门进行了调查，最终得出结论：“不能说‘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

　　苏南模式，一般是指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经济和技术辐射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发展模式。随着1996年开始的乡镇企业“改制”的完成，苏南模式走到了终点，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制度为基础的民营（私营）企业。而以顺德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则依托港澳，选择了以加工出口方式为主的外向型企业发展模式。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崭露头角。

　　中关村 高科技民营企业兴起

　　在中国民营经济崛起过程中，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中关村。今日的中关村云集了13000家大中小企业，近60家上市公司，上千亿元的工业总产值，使中关村成为“中国硅谷”，成为中国高科技民营企业的第一聚集地。

　　著名的经济学家周春生博士，把这种主要发源于北京中关村地区，以科研院所和大学为依托的民营科技企业或知识精英创业企业发展模式，归纳为中关村模式。

　　谈中关村的民营经济，离不开被称为“中关村之父”的陈春先。这位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在创办企业之前，他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和中科院核聚变基地，著作等身，与陈景润等科学家一起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破格晋升的研究员。

　　然而当他三次造访美国硅谷后，他被美国传奇深深打动了。他立志从自己做起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当时陈春先46岁，他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此后，中关村地区民营科技企业科海、京海、四通、信通等先后建立。到1986年底，中关村各类开发性公司已近100家，逐渐形成了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柳传志曾经回忆过这段冲破樊篱的时期，“当时的中关村，要想买电脑、买元器件根本不可能，全靠国家分配。”联想的创业是在一个传达室开始的，为了公司生存，柳传志卖过旱冰鞋、卖过电子表。但没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很少能卖出东西，全部都赔了进去。直到后来搞技术服务，联想才算挖到“第一桶金”，走上了发展之路。

　　“电子一条街”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促成了若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涌现出了一大批高新技术拳头产品，如联想汉卡、四通MS系列文字处理机、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等，成就了一批企业，更成就了今天的中关村。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去世了。虽然他的公司在中关村里一直是个小公司，但他在漫步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时所涌动的激情，对于中国高科技民营企业崛起的功绩，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

　　下海热潮

　　海南潮和“92派”企业家

　　研究企业史的专家表示：“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出台，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大批原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能人受南巡讲话精神感召，主动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冯仑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92派”企业家，顾名思义就是诞生在1992年之后的企业家，他们被视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其实，92派企业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政府的中低层官员的下海经商。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那时的琼州海峡已经沸腾，史称“十万人才下海南”。“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走自己的路，只因为种子要发芽……”埋藏着创业“种子”的青年人，就是听着这首《海南梦》跨过琼州海峡的。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便向海南涌来，仅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库存的人才档案就有十八万之多。

　　“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一个椰子掉下来砸了三个老板。”李卓刚目前在广州做投资咨询，当年他就是这十万大军中的一个。“两三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小饭馆里混熟了，一凑就是个新公司。那时候，刻公章店的老板倒真是赚到了。”炒橡胶、炒彩电、炒汽车，到炒股票、炒楼房，各种热潮此起彼伏。

　　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合称“万通六兄弟”。他们全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到海南倒批文、炒土地，掘到了第一桶金。一年后六个人撤离海南，后来均成为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

　　创富神话 民营经济总量占GDP65％

　　2004年，随着中小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推出，新兴民营企业创富神话开始显现。资本市场的力量让更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号称“中小企业板第一股”的浙江新和成的大股东胡柏藩兄弟花了16年的时间，从借款10万元起家，到身家超过4亿元，而这样的“创富神话”在中小企业板仅仅只是开始。

　　2006年6月中小板率先重启IPO之后，在不到短短的一年间，130家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创业自然人股东中，至少有140人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创业板股东成为千万、百万富翁的，更是不计其数。

　　创富神话只是对财富的一种统计，比这些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正为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推动新的创业浪潮，催生新的企业家群体。

　　2003年9月，广州市工商局公布广州市实有私营企业74523户，超出国有集体企业4065户。专家分析，考虑到国有集体企业数量继续下降和私企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广州私营企业数量超过国有集体企业幅度会越来越大。

　　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538.7万户，注册资金总额8.8万亿元，从业人员7058.6万人，投资者人数1362.1万人。民营经济总量目前约占我国GDP的65％，创造了约2／3的社会就业岗位，民营企业还成为大部分市县的经济主体，地方财政收入的70％要依赖于民营企业。

　　任重道远 民营企业再闯生死关

　　今年前9个月的情况表明，2008年将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在持续的宏观调控之下，民营企业受到了较大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大了民企的融资难度；原材料等价格持续高企，5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2%，创43个月以来的新高；在城市化加快的背景下，土地价格居高不下；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大了企业用工成本；出口退税政策的改变，减少了企业的效益。

　　今年3月，浙江杭州南望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因过度扩张，资金链濒临断裂，被交行杭州市分行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资产保全，查封了其所有资产。今年4月，在30多亿元债务的重压下，走投无路的浙江台州飞跃集团向政府提出了破产申请。据报道，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认为，全市20%的中小企业已经处于关、停、半停工状态，甚至是倒闭。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专家认为，目前以温州为代表的原生态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低技术含量、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家庭工业，服装、制鞋、制革、打火机等，先天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密集型产业链条及家族粗放式的治理结构，使这一部分民企的产业升级非常困难。

　　此外，在第二产业中的民营企业有许多是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落后企业。这些企业显然与国家的产业政策不符，调整压力越来越大。

　　民营高科技企业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大型城市中，比如北京、上海等，它们已经成为推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整体而言，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数量少，质量也并不高。

　　据统计，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又有10万多家死亡，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在10年内消亡，平均寿命只有2.9年。

　　转型、提升、改制，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民营企业再次创业的关键时期，谁将破茧而出，谁将被大浪淘沙，很多民营企业将再闯生死关。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些著名的人物，从上到下依次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联想集团创办人柳传志、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庆德、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启均、“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中关村之父”陈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