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特区之火 可以燎原

　　停掉造楼,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

　　早上七八点上班时间的皇岗口岸,仍然是从深圳去香港的人比从香港过来的人多。表面看起来,人流趋势和30年前人们争相“逃港”时差不多,“其实不一样哦,打开他们的passport看看,十个有九个是香港人,住在(深圳)这边,赶过去上班。

”皇岗边检站警官麦小姐告诉本刊记者。

　　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教师苗波就是这匆匆人流中的一个,他在距皇岗口岸咫尺之遥的东方雅苑小区花2000多人民币租了一套两居室。

　　每天清晨步行到皇岗,“5分钟通关”,从落马洲坐上短线直巴,半小时就到九龙红的校区了。这个距离比起大多数北京、上海工薪族的上班路都要近。

　　世界平了

　　“大家都讲求实际的,2000多港币,在那边只能住筒子楼,更不用说这边早茶、宵夜,水、电、煤气统统都省不少啦。”

　　这道区隔深圳与香港的“关”,并没有让苗波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打开电视,都是一样的节目;平时吃吃喝喝,需要什么都有的;我们读书人应酬不多,感觉不到什么不适应。”

　　而在30年前,皇岗、罗湖、沙头角这些口岸以至整条深圳河都是需要严防死守的。

　　王金贵1978年从北京交通部调来深圳筹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选派干部来深圳,除了业务条件,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定要满足,一是政治上非常可靠,自己本人不会逃港;第二个是生活作风要过硬,“因为青壮年男子都游过去了,这边只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儿童。”

　　不止一位当地老干部向本刊说起,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一个特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当地人逃港防不胜防,不如“给他们划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搞”。

　　如果只以这个标准判断,深圳已经算完成了任务。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05年,一共有25900名香港老人在内地长期居住,其中绝大部分定居在深圳。目前,皇岗、罗湖、福田三个陆路口岸日均通关人数保持在40万到50万人左右,可想而知在深港之间跨境居住、工作的人有多少。

　　两地生活品质日趋接近,让深圳河彼岸的吸引力逐渐减退。2007年底,香港媒体一度热炒有智囊向特首曾荫权献计,给予200万拥有户籍的深圳居民免检入境香港的权利,以提升旅游消费,刺激经济景气。深圳网络媒体针对此事开展的网上调查却显示,大多数深圳居民对香港“自由行”兴趣不大。

　　“现在也很容易啊。”深圳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职员王晓霖告诉本刊,“单程证是拿不到,通行证太好办了,一次的、5年期限的随便你办。”“都是外地人才过去,我们去那边,也没有什么好买的,人民币虽然升值,我们收入也还不如他们,可那边东西还是贵啊。”

　　来过深圳的人都知道它有两道“关”,比起越来越“自由”的港深口岸,隔离特区与内地的“二线关”更是几乎形同虚设了。5月份,因为奥运火炬传递和举办“文博会”,布吉、梅林等“二线关”一度增强了检查力度,颇令往返的出租车司机不耐烦。

　　其实,这样的隔三岔五的抽查,与2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每辆车都要查,不像现在只查身份证,人人要提前办好边防证。”梅林检查站的边检中队长老陈告诉本刊。“现在还说那些老话干什么,平时站岗的人根本看不到的,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又要查。”来自湖北的出租车司机胡辉说。

　　没有什么能比深圳的这两道“关”更形象地说明,30年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是怎样令世界变平的。

　　眼看快要成为历史遗迹的“二线关”也提醒着人们,光把这块划出来的地方搞得跟香港差不多,还远远不够;深圳身为特区,还被赋予了为整个国家的改革事业勇于实验、冲锋在前的职守。

　　 辩证“深圳速度”

　　特区特殊在哪里?早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引发过争论。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他们自己办的《蛇口通讯》上发表访谈,透露:中央一位来视察的领导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如一旦把输血针头拔掉,它就不行了。”当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碰到袁庚后问他,我也全程陪同,怎么没听见这句话?袁庚答:“这段话是你去洗手间时,中央领导对我说的。”

　　深圳最开始为人称道的,是它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在深圳,梁湘在面包车上指着一块空地告诉邓小平:“几个月内这里将盖起一座大学来,秋天,学生们就要在这里上课。”邓小平听了十分满意,回北京对人讲这就是“深圳速度”。

　　重效率、讲速度的深圳,在举国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之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85年底,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登上《半月谈》封面,成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但随着改革深化,经济建设的方法之争也开始露头。1985年接任深圳市长的李灏,在一片大干快上的形势中,看到了一种危机。从全国各省市区和各大部委涌来深圳办“窗口企业”的资金、人员,一方面推动了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了以最快速度赚钱,“淘金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搞房地产和短线贸易上。

　　刚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到深圳的李灏,深知中央在深圳搞特区的用意,决不是一上来就在楼堂馆所方面跟香港一较高下。

　　李灏上任时面临的情形,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记录得很清楚:“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1985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

　　据李灏回忆,袁庚跟他这位新市长一见面就讲,“你来早了一点,如果晚一点,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再来,就好办了。”

　　“1985年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年,银行收紧贷款,不但不多贷,还催着还款。那时深圳市政府财政赤字有七八个亿,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邱晴、刘鸿儒(均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来追债,当时中央也很困难。我、周溪舞、周鼎三个跟他们谈判,我说三年还给你,一分钱也不少。”

　　特区到底怎么办下去?1986年年初,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会上,负责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要求深圳把基建投资规模维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就在当年,深圳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停掉项目容易,关键是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李灏介绍,搞加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本来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1986年的转向不过是回归了这个正途。

　　“刚开始办经济特区的时候,叫"出口特区"。”1979年关于建立深圳特区的50号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区”，后来才改叫“经济特区”。“除了搞来料加工,还有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1986年转型,让深圳从等待输血的特区，慢慢具备了造血功能。两年后,深圳出口达到20亿美元,而当时全国出口额不过100多亿美元。为什么深圳没有像有些特区和开放城市那样在泡沫经济中大起大落?李灏认为,这多亏从上到下,大家的思想都不僵化,“有了偏差,能马上指出来,马上改。”

　　一位长期担任梁湘秘书的老同志回忆说,深圳那一代领导人,工作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个人交往上却情深谊重。1986年5月,梁湘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适逢梁湘参加革命50周年,在全市局级干部出席的送行会上,梁湘作了一个相当感人的“离职讲话”。“50年来,我没有虚度年华,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改革开拓精神。”当梁湘说到“就此先立下遗嘱,死后我的骨灰安葬在(深圳罗湖区)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时,李灏不禁插话:“梧桐山有幸埋忠骨!”

　　1991年3月,梁湘从海南回到深圳,住在蛇口一招待所内,当年一见面就“吵架”的老冤家袁庚,第一个手捧鲜花前来探望。

　　 “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不重大楼重制造业的深圳经验,使深圳避免了其他一些特区或沿海开放省市的楼市泡沫,也为继踵的上海提供了参考。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退下来的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1991年春节,邓小平就对前来汇报浦东开发情况的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

　　什么是高起点?是不是楼盖高几层就算高起点?1997年从海南洋浦管理局局长转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告诉本刊记者,邓小平对浦东、对上海的期许肯定不只是几栋高楼大厦。

　　“领导人去一个地方看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完全听从地方安排的。”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上海度过的五个春节,都去看了一些什么地方呢?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视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参观了中美合作MD—82飞机总装车间。他对陪同的朱基说:“可以把飞机生产与浦东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年,他还“看了”上海闵行区的新中华机器厂,参观了“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部分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

　　1992年春节,邓小平来到生产芯片的上海贝岭公司。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停下了脚步,听讲解,他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这台机器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江上舟负责上海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见证了浦东新区乃至整个上海十几年来的发展道路。

　　他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脱离了先进制造业,股市只能分配财产,不能创造财富。”“房地产塔吊经济,不是建设,只是建筑。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江上舟说,上海楼越建越高、消费市场越来越繁华,当然值得欣慰，但如果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不能一举赶超发达国家,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繁荣。

　　尽管改革深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平的世界已经让上海失去了税收、政策优势,但上海几十年的制造业经验,它周边长三角完整的产业配置,仍然是世界罕有的。上海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中,可能就有发展大型民用客机制造以及硅材料或印刷电路技术制造的4种半导体产业。

　　江上舟以芯片产业的例子,来说明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差距与机遇并存。“目前,全世界集成电路工业12英寸300毫米生产线5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80余条。其中在中国台湾省就有13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20余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上海水平则远逊于台湾省。到2007年底,上海只有1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但是,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能够延长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生命周期,消除投资者“资本沉没”恐惧,只要上海能够用供土地、供厂房合资形式,将每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投资额度锁定在6亿到7亿美元之间,争取再引进10多条带品牌、带订单的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就能令上海每年新增1000亿到1500亿元人民币制造业产值。

　　江上舟说,上海引进10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机遇就在眼前,业界公认上海是世界集成电路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2008年台湾选举,新人主政,只要宣布允许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跨海西进,台湾立刻会有十几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为避免“资本沉没”抢先登陆大陆。

　　特区之火,可以燎原

　　特区当地的经济搞上去,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特区的全部职责。李灏回忆说,“我来深圳之前,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找我谈话,说深圳就这么点地方,中央不想你上交什么钱,也不是要创多大的出口,最重要的是你将来要搞好改革,要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出来。”

　　让李灏颇感自豪的是,深圳特区闯出几个新路子,最终推广开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以合理的汇率水平,来推动出口,就是深圳开头,推广到全国的一项重大政策。1985年,深圳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将虚高的汇率降到合乎市场规律的合理水平,使“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起来。

　　深圳1979年设置特区之初,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100美元兑换280元人民币,由于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严重干扰了进出口市场秩序。很多贸易公司根本不用做生意,完全靠倒卖外汇挣钱。

　　同时,由于本币币值高估,实际上形成了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这个汇率政策不改变,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起来。但当时,深圳又不可能改变整个汇率体系。要恢复真实汇率,只能用市场手段,经过几个月筹办,1985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成立,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外币兑换人民币价格随行就市。

　　深圳的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一直沿用到1995年中国外汇结算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回过头看,如果没有深圳外汇初级市场的试验,要建立合理的汇率制度,搞外向型经济,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深圳特区推广到全国的第二个重大措施是成立管理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公司。李灏就任市长后,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可以说全民办企业。这些企业虽说不用政府机构投资,但一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

　　深圳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这其实就是现在各级国资委的雏形。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成立,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清楚全市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

　　深圳特区也由此确立了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公共财政的雏形。确立了不搞赤字财政,不随便给企业担保的规矩,除非是国外的国际组织,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些政府性质的贷款,一定要政府出面担保。这些措施,逐渐成为各级政府通行的做法。

　　第三个得到全国性推广的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李灏认为,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城市经济总量渐渐大起来,必须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布局作出更详细的规划。“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

　　后来,城市建设必须有规划,成为一种惯例,并最终被国家立法所确认。李灏说,深圳本身的规划,有成功之处,也有不少教训。“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值得骄傲的是,深圳城区有48%的绿地保留到现在,规划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深圳首创的监察局制度,后来也在全国推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监督制度中一项最重要的创新。

　　 一停下来就不是特区了

　　当年特区建设的领导者们都承认,随着改革深化,特区的优势日益消失。

　　江上舟通过集成电路生产线在北京、深圳、珠海、成都的零散分布看到,随着税收、产业布局审批等优惠措施的取消,特区与其他城市开发区相比,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淡化。“特区在未来的竞争中,只有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和劣势,才能选准发展方向。”

　　李灏也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特区有没有必要存在,就一直是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加入WTO,就该实现“普惠化”,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了。

　　他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只要向市场化转轨没有完成,就仍然有试验任务需要特区承担。深圳的进一步发展就寄托在继续试验上,比如,深圳可以继续金融改革试验,划出区域,连通香港,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流通,形成一个结算中心;资本市场方面,鼓励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板,也必将赋予深圳新的活力。”

　　回顾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特区,有些人认为它就是靠双轨制,打时间差赢得了发展。李灏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当初办特区,很多人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干这番事业的。

　　“深圳特区过去不管有多少个全国第一,都不值得夸耀,经济特区的职责就是率先的东西,不当冲在最前面的士兵,那还是什么经济特区?”

　　“我要忠告后来的改革者,这里的工作,天天都站在火山口上。所以你操守要好,又想做事,又想仕途顺利,不容易。”

　　“我对经济特区的看法是,它是担当着特殊的任务,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实行某些特殊政策措施的地区。没有特定的目标,就不需要建经济特区。深圳就是带着吸引港澳、东南亚华侨外资,发展出口型工业的目的建立的特区,通过它试验的一系列政策,后来推广到全国,对深化改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深圳探索出的一套刺激外向型经济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比如它探索出的一套国有资本怎样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制度,都是任何理论教科书上没有的。”

　　至于特区的未来,李灏认为,特区要保持自己的性格才叫特区。特区的性格是什么,那就是所谓“改革试验地”,就是允许这个地方对现状有所突破。“改革除了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有司法体制、文化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起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效率化我们还是有文章可做的。一停下来,就不叫特区了。”

　　令改革先驱们备感欣慰的是,深圳特区并没有停下勇于尝试的脚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市政府5月22日在官方网站深圳政府在线上发布了面向全体市民征求意见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条改革意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

　　其中,“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大胆探索建立健全法官独立审判制度”、“学习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适当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等多项改革建议都有耳目一新、涉足深水之感,展示了特区大胆试验,永不停步的锐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卢波/北京、深圳、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