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叱咤蛇口书写改革传奇

　　图：1984年，袁庚（左一）陪同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视察蛇口工业区（资料图片）

　　首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振聋发聩，冒险搞民主选举引起极大争议

　　重温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一句口号不得不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袁庚。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袁庚率先提出的那句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振聋发聩；他率先提出设立的蛇口工业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早两个月，比经济特区的成立早一年多……袁庚的名字和他的故事，早已被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

　　一个温暖的春日，羊城晚报记者再次拜访了这位叱咤蛇口十多年的风云人物。

　　大胆诠释市场经济

　　写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已准备“戴帽子”

　　“哈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袁庚这天很兴奋，他还是那么爽朗。他说，当年在蛇口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入党的初衷”。袁庚是一位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他在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实验室”里冲击着当时的两个禁区：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每次冲击，都拨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尽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尽管1980年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但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条路的选择，当时仍存在极大争议。表面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角力。那时，没人敢提市场经济，更没人敢提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这都象征着资本主义。即使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邓小平，1979年会见美国客人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但直到他1992年南巡，才得以公布。1992年以前，特区一直处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漩涡，甚至有人认为，特区与“租界”已没两样，只剩五星红旗是红的……

　　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难！难！但袁庚竟然敢！

　　袁庚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并通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响亮地喊了出来。其实，袁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提议去掉中间一句，

　　袁庚同意了。施工队用三合板做了块木牌，竖在太子路旁的显眼处。两天后，一名不识字的民工将那块牌子拆走当柴烧了。袁庚又命人做了一块，这次只提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事实上，袁庚到招商局任职不久，就深切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看待时间的。袁庚到招商局做的第一笔生意———以6180万港元购买香港一幢24层大楼，先交定金2000万元。买卖敲定的时间刚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对方却坚持要下午2时之前交。双方签字交钱，对方3个人匆匆下楼，跳上没有熄火的汽车，直奔银行。

　　袁庚说：“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将支票递进银行，就要损失几万元的存款利息。但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一条船都没有，所有资产加起来才1.3亿元人民币。以船运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起义时还有13条船，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当时才有2条船。28年后，包玉刚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时间就是金钱不无道理。”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口号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在计划经济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要胆识和勇气的。这句口号在中国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史上罕见。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后来，这句口号被收藏入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座标。

　　然而，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老干部聚餐，突然有人再提：“广东如此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袁庚举重若轻：“你说这是社会主义呢，老百姓就说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呢，老百姓就说资本主义好。你想老百姓说什么？”主持聚会的任仲夷哈哈大笑。

　　冒险试验民主选举

　　以爱迪生试验白炽灯类比：它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同样在蛇口，袁庚的另一项试验———民主选举，却在他离休后戛然而止。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原来的建设指挥部。令人兴奋的是，这届管委会是由民主投票产生的。而且规定，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票，不信任票过半就下台，包括袁庚自己。民主选举设计的程序置所有候选人于众目睽睽之下。比如，群众投票前，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要回答群众的质询。

　　袁庚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工作作风。由组织部门提名，上级批准的做法容易滋生干部‘人身依附’的观念。我想做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冒一点风险。”

　　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发表文章指名道姓批评袁庚。袁庚不仅大为赞赏，还鼓励报纸要登批评文章，特别是批评领导的文章。很快，蛇口的新闻沙龙、“压力”团体纷纷而起，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围。

　　蛇口的做法引起极大的争议，但选票和监督的力量在袁庚离休前的十多年里作用明显：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和数以十亿计的财权，却没有发现过贪污受贿一类的案件。

　　每一次见到袁庚，记者都有一个极大的疑问，蛇口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轰轰烈烈十几年，随着袁庚的离休，一夜回到改革前，这十几年的“功课”不是白做了吗？袁庚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里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一位当年的亲历者说：“蛇口工业区是企业，选举应该是政府班子，而非企业领导。蛇口的选举只是民主的尝试，让大家逐步习惯，明白自己也有真正的发言权，体验决定谁来当领导时也有自己一票。这就是选举的社会意义。”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认为，眼下的中国，毕竟民主选举已经从基层开始了。

　　袁庚今年92岁，每天都还在背诵他年轻时喜爱的《滕王阁序》，看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的京剧，那是他当年在北京工作时上的瘾。报纸也是每日必读，他指着自己的脑袋：“不然就傻乎乎了。”望着阳光下他那坦荡荡的灿烂笑容，记者在想：这位老人的思想是“天马”吗？从不会被什么观念羁绊住吗？

　　记者手记：袁庚退了有人仍有改革激情

　　当年，记者被羊城晚报派驻深圳记者站，亲历了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

　　在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候选人答辩会上，选民的问题很尖锐，令候选人汗流浃背。某位候选人的女儿调入了工业区，选民毫不留情：“你女儿是怎么调入工

　　业区的，干什么工作？”一位候选人驾车外出时出了交通事故，选民问：“你驾车外出是为公事还是私事？养伤期间你是否继续拿奖金？”候选人当然可以“无可奉告”，但可能会失去选票。这次选举，有3名第一届管委会成员落选，包括袁庚的智囊梁宪。袁庚也不是全票当选。

　　采访袁庚，采访蛇口，采访特区，总为当年的燃情岁月而激动，钦佩改革者的勇气和奔放的思想。而今天，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胆略呢？

　　袁庚以其人品、理想和能力，在蛇口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随着他的离休，许多改革消亡了。蛇口的民主选举、信任投票和公众人物的监督坚持了十多年，终究没能继续下去。做改革的实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难，要随时准备“丢乌纱帽”；将改革成果程序化、制度化更难。其实，当年已有有识之士在讨论蛇口的“袁庚之后”。

　　“蛇口的经验可能过三五十年再拿出来会有用。”采访中，一位当年蛇口的创业者对记者说。蛇口和特区当年冲破重重思想束缚，杀开血路创新的制度，有些在今天已习以为常了，有些被各种文件、制度堵回去了。关键是人们的观念被“新传统”、“新模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被不断增长的GDP滋养得不思进取了。幸好，有人仍有改革的激情。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有感道：“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个很好的课题。”

　　广东与香港近在咫尺，改革开放30年，广东的经济迅速发展，直追香港。但是，与香港相比，政府的清廉、效率、透明度和管理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第二次思想解放会让蛇口、深圳、广东再一次成为“试管”，再一次成为新观念、新体制的原创地吗？（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