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三十年逆流而行背后的故事

　　（注：本文原载于2008年5月13日《南方都市报》）

　　王石，1951年1月生于广西柳州，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83年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总经理；1988年起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9年2月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现任万科公司董事会主席。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没想到的是，太太还是卷入一场风波，有一点我一直没有说，太太在那之前在美国出了车祸，几近瘫痪，一直住院治疗，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去炒股。她以前有个账号，一直在做委托理财，有七八十万一直放在证券经理那里，后来新换了一个操作员，可能是业务不熟悉才购进成万科的股票……

　　“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那种激动的时刻20年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是王石经历一次大悲大喜后的感觉。

　　王石是30年风云激荡中屹立不倒的英雄，然而他挖掘“第一桶金”的时候却差点破产，他以倒卖玉米起家，香港一种鸡饲料发现致癌物质的报道让他倒赔70万元，然而他却逆流而行买下更多玉米，后来一个更正报道又让我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

　　在万科建筑研究中心的办公室，王石向记者讲述他个人以及万科这几十年的历史，这种“逆流而行”几乎一直伴随着他。从永不行贿到赞成宏观调控；从放弃个人股份到提出“高于25％利润不做”……王石通过一个个的故事向记者解释，“反常”的背后其实是基于更高更远的判断，而万科也并非他人生的全部，他的讲述让我们进入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而这一切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和人的解放有关。

　　大悲大喜掘得“第一桶金”

　　我最早的生意是倒卖玉米，香港一种鸡饲料发现致癌物质的报道让我倒赔70万元，后来一个更正报道又让我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

　　改革开放30年中，建立特区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次命运的选择。

　　1977年，我从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2元。1983年5月7日，抱着想做点事的想法，我乘广深列车抵达深圳，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谋求发展，但做什么并不清楚。

　　当时中央给深圳特区一些特殊政策，特区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机遇比较多。经调查市场后我了解到，只要能解决运输工具，组织来的玉米不愁没人要，我找到广州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就这样开始了玉米的生意，做三四个月，赚了40万元。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只得以30吨玉米 1.2万元的低价卖给鱼塘佬养鱼，相当于每吨400块。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将所有1.5万吨玉米全收了，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为什么还敢豪赌？当时我已经濒临破产，不赌不行啊？我也想好了，大不了失败了移民国外做个二等公民。我不相信香港人今后永远不吃鸡，但什么时候开始吃，这是个问题。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还差两天，7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这时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这消息如同及时雨！两家大饲料厂全向我订货，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当时，我来到赤湾港，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辆向正大康地、远东驶去，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那种激动的时刻20年以后再也没有过。

　　永不行贿源于一次未遂行贿

　　带着两条未能送出的三五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万科在企业经营中，一开始就奠定一条底线：绝不行贿，最初的动因来自倒卖玉米那段时期的一段经历。

　　我的玉米畅销时，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我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手下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若说“是”，突兀了点；若说“不是”，我来干吗？“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哪，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在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这或许在短期内会遇到问题和麻烦。但从长期来看，市场一旦公平化，大家都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时，我们就处于一个很主动的地位。如果说要回顾万科20年的发展，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我们守住了职业化的底线，无论碰上什么利益诱惑，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开放透明的体制。

　　进军房地产被指“瞎胡闹”

　　2000万天价拍得威登别墅地块，当时的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我，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万科现在是一家专业住宅开发商，万科进入房地产这个领域也没有什么特别讲究，那时候什么赚钱做什么，因而进入房地产行业也不意外。

　　1988年的深圳，随着国家修改法律，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那时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现在还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

　　这年11月，万科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以两千万的高价拍得地块，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按市场价，把附近的住宅楼买下来，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价都低于万科获得的这块土地的价格。我代表公司上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当时的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我，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一度，万科团队的主流派视这张入场券为“烫手山芋”，建议毁约，“不执行同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罚金，否则高地价的经营压力太大。”我认为：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深圳地产同行再也不敢轻视万科这只不怕虎的牛犊。

　　万科绝不行贿的底线，也让万科最初拿地非常困难，在深圳拿到的地是免税公司的半边工程，地基打下来，没有钱做了，万科接手后四六分成，再就是高价投标拿地，拿到的地都很偏，郊区较多，价格也高，是人家都不看好的那种。

　　地价很贵，怎么办？只有非常认真研究市场。高地价带来高建设成本，万科地产只有坚持“高来高走”的原则，即建高档房、高售价，才能有利润回报，使新拓展的房地产业继续下去，并使公司在房地产业务的支撑下开展其他业务。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以建造高档次、高品位的物业，向社会奉献高尚的居住空间为己任，在高起点上树立万科地产的企业形象。

　　万科上海城市花园项目就是一例：1992年8月，万科上海公司拿到一块飞机航线下的地，主要考虑到没有拆迁的麻烦，能最快将房子推向市场，抢占市场先机，结果推向市场后，反应异常火爆，排队的客户两次挤碎了售楼处的玻璃门，交款形成人潮。

　　朱总理请我当房地产顾问

　　“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我当场脸涨得通红，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说话有点结巴：“您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中国的房地产业在经历邓小平南巡后的狂热，国家宏观调控泡沫破裂后，真正迎来发展高潮是1998年。

　　1997年11月的一个下午3点，我和深圳五家企业老总到深圳麒麟山庄，朱镕基总理要听取企业汇报。在这次汇报中，我详细对总理说了我对房地产的看法：“如何刺激明年的内需消费，经济理论界认为钢铁、汽车都不行，只有住宅，提出了‘把住宅当作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我认为，2-3年内，住宅行业成不了支柱产业，理由有四……”

　　朱总理沉吟。

　　我继续发挥：“万科就是奉公守法的发展商。1992年底，房地产正火热，我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其意是赚取公平利润。1993年上半年建材价格翻番，万科面临经营困境，6月份的宏观调控，三大建材价格迅速降了下来，万科出现转机。1993-1997年，万科的住宅开发规模以平均70％的速度上升。对于宏观调控，万科100％举手赞成。至今为止，我还没听到第二位企业家说‘赞成宏观调控’。”

　　朱总理：“绝无仅有！”

　　这句话使我荡气回肠。

　　“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片刻沉默，总理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感觉到总理如此认真，我字斟句酌：“两年内不行。”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总理斩钉截铁。

　　“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全场笑声。

　　“哎，你是房地产专家呀。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我当场脸涨得通红，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说话有点结巴：“您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一旁的王殿甫冲着我使眼神，递悄悄话：“要进中南海了。”“我们就是要高价收买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你们还有谁汇报？……”聘请顾问的事，我以为只是说说，尽管美滋滋了一个星期。

　　过了两个月，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办、国家体改委、土地总局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人，约我去北京参加有关内部小范围研讨会。

　　1998年4月，人行发布《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标志着“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终于向住宅产业网开一面。

　　1998年7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的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沿袭了约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终止，是我国房改最具突破性意义的一步。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房地产行业逐步从1993年的低谷走向了新的发展时期。

　　我放弃了应得的个人股份

　　我放弃个人股份的想法太太没有反对，没想到的是，太太还是卷入一场购买万科股票的风波，有一点我一直没有说……

　　1986年，万科响应深圳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主要是为摆脱上级干扰，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个红头文件对万科非常关键。

　　当时向市府体改办公室提交股改报告，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办公厅机要室的红头文件，却被特发公司阻拦。在特发集团总部会议室，听完我的解释，袁陶仁总经理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后经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出马去特发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万科的股改才得以进行。

　　公司的名字也由“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改为“万科”，这是一个从深圳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的员工潘毅勇想到的———既然“Marlboro”以中文翻译为“万宝路”，为什么公司的名字不能叫做“万科”呢？于是，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那时大家对股票是什么都仍然懵懵懂懂，李灏书记号召市委机关大院的干部认购，自己带头将多年的储蓄款取出认购了股票，我个人存款一共25000块钱，取出2万块钱买了万科股票。我们也从施工企业讲到旅游行业四处兜售，就差没有到海上渔船向渔民兜售了。

　　4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500万出头。按照市府办公厅下发的股改文件，这部分股票只能有10％允许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我明确了想法，放弃其中我应得的个人股份。

　　我放弃个人股份的想法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太太没有反对，她本来就没有指望王石发大财，半开玩笑地问我：“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我回答：“别墅会有的，别墅太早住进去会不得安宁。”

　　这也基于我的自信心，如果有能力那么急着拿钱干嘛，把蛋糕做大了，分一点就很了不得，现在就是这样。2006年实现期权给管理团队，现在收入也上来了。如果那时拿股份，现在增值800倍，也有人问我后悔不？我后悔什么啊？即使当时要了，现在也要捐出去，而且捐之前还要给女儿请保镖。要那么多钱干嘛？我喜欢登山，能满足我登山的费用就行了。

　　没想到的是，太太还是卷入一场风波，有一点我一直没有说，太太在那之前在美国出了车祸，几近瘫痪，一直住院治疗，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去炒股。她以前有个帐号，一直在做委托理财，有七八十万一直放在证券经理那里，后来新换了一个操作员，可能是业务不熟悉才购进成万科的股票，应该也不能说是违规，既然公众反应那么大，如果不卖掉，始终是个事，我做了检讨之后就卖掉了。

　　我放弃了，管理层也放弃。而且，管理层提议：将职工股成立一个基金，只要在万科的职员，新老都有享用权；由职工代表会产生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资金用途：职员的福利，重点照顾1988年以前进入万科的职员的福利；另外的用于回馈社会，做公益活动。

　　提出“高于25％利润不做”

　　房地产界流行“低于40％利润不做”，并不是万科不想赚钱，而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公司要想持续发展，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回报率水平

　　在万科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从多元化“综合商社”梦想的加法，到专业化转型的减法，直到2001年出售万佳，标志着万科结束转型调整，进入新一轮发展。

　　决定走专业化道路是发行B股后，开始与国际风险投资打交道，当时万科投什么赚什么，我很骄傲地对他们说，你投万科就行了。但风投的回答恰恰相反：投资组合不是你万科来组合，是我们来组合，如果投房地产就投深房，投零售我们会投上海联华。这对我很大的触动，你现在赚的钱对他们是小CASE，必须形成万科的优势。经过这一轮的交流，也明确万科的优势和市场在哪里。当时选择房地产行业，一是房地产占万科利润的30％，我们同时注意到，房地产行业即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热点。

　　事实上，万科的“专业化”是强调在社会分工的大环境里，企业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准来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这也许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企业，但是对万科来说，这的确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证明，在成功完成业务多元化到专业化的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凭借有节奏的扩张和稳健经营的风格，万科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房地产开发操作模式，逐步确立了自己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的专业地位。

　　万科一直重视自己“企业公司”的角色，在房地产界流行“低于40％利润不做”时，万科就提出“高于25％利润不做”。

　　1992年尾，深圳国土局主办了一次房地产沙龙。作为万科代表，我在发言时明确告诉与会者：“万科超过25％的利润不做。”会场哗然。

　　哪有不愿多赚钱的发展商？有的与会者嘀咕：“唱高调也不是这样的唱法呀。”还有的更直接：“你赚不到25％说明你没本事。”

　　并不是万科不想赚钱，而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公司要想持续发展，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回报率水平。理论上，随着竞争的加剧以及政策的调整，市场必然向社会平均利润率回归；实践上，万科有过获取暴利的经历，在最早做贸易时，利润率会达十几倍的水平，但是公司发现市场是十分公平的，后来万科在贸易低谷时期赔的钱要超过在暴利时期赚的钱。万科提出这一回报率原则，正是基于对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判断，规避了高风险，加强公司适应经济周期的能力，培养公司的竞争力。

　　房地产城市化过程中还会持续二三十年的旺盛需求，企业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于万科，能说清楚两点：不会改变专业化方向，只做住宅，不仅可以在中国释放，可以在更大范围释放。

　　万科真正高速增长明年才开始，为什么呢？我们的住宅产业化2000年开始准备，2004年进入试验，投入到市场是2007年，住宅产业化明年投放市场量会增加，高效率低能耗改变了以往的增长模式，你会发现万科作为领跑者，明年就开始了。

　　52岁“高龄”登顶珠峰

　　我认为，不能因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没有个人生活，就不能从事一些带有冒险性的运动。作为上市公司，我的行为应尽量透明，让股东知道这些情况

　　登山是我的个人爱好，2003年5月22日，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特别经历。我们7个队员中有4个登顶了，全队中只有我一点伤都没有，完好无损地返回。是因为我的心态坦然，并努力保持了自己的体力。

　　不同场合，总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登珠峰的做法令人佩服，但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样的做法对股东负责吗？”另一种解读，王石做不下去了，只能靠登山博点名声。

　　我认为，不能因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没有个人生活，就不能从事一些带有冒险性的运动。作为上市公司，有很多股东对万科投资，但作为董事长不能就因此而丧失个人生活。

　　我的行为应尽量透明，让股东知道这些情况。广大中小股东在我登山之前了解了情况，就可以做出判断：一种认为王石登山可能遇难，应该在他登山之前把万科的股票卖掉；另一种判断是，即使万科董事长遇难，公司也会正常运转，否则他不会去登山，这正说明公司运行良好。但到后来，我登山越来越频繁，企业越来越好，看来王石对万科的管理的想法不一样，想的是主动远离公司管理层，让有更大自己发挥的空间。

　　2004年7月28日，我成功登上澳洲最高峰科修斯科峰，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