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生们的法制成本有多高？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写于2004/6/2004

　　黄宏生始终处于一个深深的法律困境之中。他既需要为内地很不健全的经营和法制环境付出高成本，同时又要承受香港资本市场非常国际化的严厉管制。

　　12月2日，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在交纳100万元的现金后获准保释外出。

法官将案件审理日期押后至明年3月2日。在此期间，黄宏生不允许离开香港。此前，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盗取公司资金逾4800万元为由拘捕并起诉黄宏生。

　　虽然已经见过了惨遭清盘的欧亚农业这样的“大巫”，但媒体对这个金额仅4800万元的“小官司”还是颇为关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大名鼎鼎的香港廉政公署亲自出面拘捕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二是由于黄宏生毕竟与一手炮制了沈阳“荷兰村”神话的欧亚农业老板杨斌大不一样。就公开的信息看，黄是一个本分的生意人，他的财富都是通过一台台彩电卖出来的。

　　但黄毕竟在这个被廉署称为“虎山行”的行动中迅速落马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最后被宣判无罪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黄的遭遇与同代其他企业家的归宿比起来无疑有些悲凉。就在今年，与黄宏生等人一起领衔彩电市场风云的枭雄倪润峰退出了长虹，虽然过程有些黯然，但毕竟平安离去，并且在业界留下了不错的口碑。也是今年，与他几乎同时走向事业顶峰的三九集团老总赵新先也被国资委宣布退休，虽然为企业留下了为数不菲的债务，但也走了个平平安安。早几年，联想的柳传志也在授旗给两位年轻人后顺利退到了二线。

　　与黄的命运有更多参照性的是陈伟荣和李东生。在1990年代末期的彩电热潮中，黄、陈、李三人各自领军的企业都进入了业内前几名。此三人因为均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同一个系而被美誉为“南粤三杰”。2001年，在康佳巨额亏损之后，陈伟荣率先离开了彩电业，走上了创业之路。最幸运的是李东生，在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之后，不仅TCL彩电依旧卖得不错，还在手机热潮到来前顺利拿到了一张手机生产的牌照，赚得盆满钵满。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黄之外，上文提到的其他企业家都是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此时，看到黄被拘捕的消息时，相信其他这些企业家以及黄的竞争对手们不太可能幸灾乐祸。但凡在商场江湖上浸淫过的人，都会为黄的不幸发出由衷的感慨。

　　事实上，作为一个生意基本在内地，而所属公司却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家，黄宏生始终处于一个深深的法律困境之中。他既需要为内地很不健全的经营和法制环境付出高成本，同时又要承受香港资本市场非常国际化的严厉管制。这样的形势要求黄成为千手观音，但他显然做不到。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拿A股市场的惯例来衡量黄此次被诉的行为，那么就如同拿捕鲸鱼的大网来抓一条细小的鱼苗。黄必然梦想过一张A股的入场券，但他的竞争对手们都可以得到，但他却得不到。在为经营环境付出比别人高的代价后，他不得不在资本市场上再次付出比别人高得多的被监管成本。

　　黄为内地不健全的法制环境付出的成本尽人皆知。2000年，当彩电行业大面积亏损的关键时刻，创维的销售总经理陆强华带领100多人的团队集体“跳槽”到了竞争对手高路华，其中包括十多位片区经理。黄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救济，反而被陆告上了劳动仲裁庭。这一事件给创维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股价暴跌，客户和销售渠道尽失。

　　比照当年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的情况，黄一定会痛心疾首。1985年，由于公司政治的原因，乔布斯这个老板被赶出了苹果公司。当乔布斯被董事会解聘时，董事会与他签订了包括不挖走骨干、不利用公司核心技术等条款的协议，后来还因为他不同意不制造同类产品而诉诸法律，最终法院判决他败诉。

　　虽然黄没有得到如此幸运的法律救济，但他还是领导创维活下来了。近年，创维的主营业务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电视到数字电视的转型。由于业绩良好，创维在香港股市上一直受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

　　此外，在彩电业的竞争历史中，长虹等有强大政府背景的国有家电企业肆意挑起价格战。黄的民营小舟在其间也并未获得不正当竞争法的救济。相反，因为波音间接获得日本等政府的补贴，空中客车就威胁要起诉它。这足以证明黄为内地经营环境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在交易成本高昂的环境中艰苦赚钱，然后继续在被监管成本高昂的资本市场上市。黄仿佛走钢丝的艺人，不能像上文提到的其他那些企业家那样，得到国有银行的“慈父”关怀，也不能得到地方政府在企业危难之时的温暖大手，稍有闪失，立刻粉身碎骨。

　　虽然黄已经很难像他同时代企业家伙伴那样获得平安归宿了，但这并不影响黄的形象：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优秀的走钢丝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