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
农产品价格上升较快，但2007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仍明显快于农民，这表明农民从农产品价格上升中获得的好处有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达到3.33:1，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农民收入在低水平上出现增长的“瓶颈”，难度加大，正成为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道难题。
收入增长有迹可循 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轨迹，人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凡是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阶段，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增收“
动力源”：
第一个是1978年至1984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7.3%(不含物价因素，下同)，其背后的“动力源”为农村实行家庭承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第二是1985年至1988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其背后的“动力源”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第三个是1992年至1996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22.4%。其背后的“动力源”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群众中蕴藏的潜力又一次勃发。
1997年后，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许多省份在农业连续丰收后，
农民收入增幅却连续4年递减，部分农户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是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增收途径逐渐失灵了。最突出的表现是增加总量对增加收入没有带来明显作用。在短缺经济时代，增产就能增收；而在农产品进入买方市场后，单纯地增加产量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会继续减小。
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增收的空间越来越小。上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这一时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部分大宗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在加入WTO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下，继续大幅度提高价格的市场机遇不多。
乡镇企业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在减弱。随着乡镇企业改制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也出现了下滑的势头。据统计，“乡镇企业王国”江苏，1999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比1995年减少了104万人，减幅11%，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连续多年徘徊滞涨。
非农收入成新财源 在全国农民普遍增收乏力的情况下，浙江却始终保持农民收入强劲增长的势头，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在全国居冠。《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访问的一些“三农”问题专家认为，浙江的奥秘在于“半数农民不稼穑”，农村非农劳动力超过了务农劳动力，非农收入的比重超过了80%。浙江农民走南闯北，进城入市，务工经商，赚了“天下人”的钱。苏南也是这样，率先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不断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民人均收入始终居于全国前列。
如今，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方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非农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东部与中西地区农民收入的巨大差距，主要反映在非农收入的高低上，其实质是人力资源配置的差距。特别一些粮食主产区，非农收入不足四成，仍然以农业收入为其主要来源，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上，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这是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的症结所在。
另据农业部调查资料分析，农民收入水平越高，非农收入比重越大，收入增长越快，三者呈高度正相关。数据有典型意义的2000年，人均纯收入5000元以上的农户，非农收入占近90%，收入增长10%以上；人均纯收入3000～5000元间的农户，非农收入占60%以上，增长5%左右；人均纯收入1500～3000元的农户，非农收入占40%以下，为负增长。
在大框架中求解增收 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说明了加快非农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拓展农业劳动力战略转移的新途径，将人口负担变为人力资源优势，这不仅是农民增收的强大“动力源”，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
加快城镇化进程如今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但对农民工采取堵截等作茧自缚的现象依然存在。“三农”问题专家指出，切不可因担心出现社会问题和负面影响，就因噎废食，而应理直气壮地还农民进城的权利，给农民创业的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在不少城市还存在着对农民工采取歧视、堵截等现象，如有的为了所谓提高人口素质，人为地抬高进城门槛，将农民排挤在城市之外，有的为了社会治安，给农民进城设置重重障碍等。
其实，关心农民工，就是关心农民增收；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自己。这就要下决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改审批制为登记制；实行“放水养鱼”，控制税费，禁绝“三乱”；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贷款难”，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除此以外，还应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清理整顿排他性的劳动就业制度及户籍制度等相关政策，构造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如今，“就农言农”已无法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要构建农民增收新的“动力源”，必须把得力的措施放在更大的视野——城乡统筹之内解决，放到全球价格联动性越来越强、供求市场日益一体化的大框架中去解决。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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