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农民利益 尊重农民权利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改革开放30年，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数个中央全会文件和10个中央“一号文件”。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新起点上，如何评价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 “一号文件”的历史作用？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轨迹和未来走向如何？为此，记者近日专访了参与中央有关文件起草工作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段应碧。

　　30年迈出三大步凸现两个重要时期

　　记者：农村改革发展30年,阶段性比较明显,各自有什么特点?陈锡文：我国农村改革30年，主要是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建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保障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第二步是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第三步是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实行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记者：30年来中央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的发布,迎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巧合吗?段应碧：30年来，中央分别在改革初期（1982年到1986年）和新世纪初 （2004年到2008年）发出10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5个 “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

　　陈锡文：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段应碧：回顾农村改革30年的历程，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始终非常关注。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归纳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稳定。

　　一条“红线”：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

　　记者：如果将30年来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连在一起看,这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有哪些?陈锡文：一句话，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对待农民的准则，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记者：新世纪以前，中央农村文件各自侧重点是什么？在政策连续性上有什么内在逻辑关系？

　　段应碧：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基本取向是“破”，即突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接下来的几个“一号文件”，先后回答了包产到户“姓社姓资”、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引领了农村改革。

　　记者：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跨了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哪些重大突破?陈锡文：世纪之交，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但离“全面小康”还有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未打破，“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基于这样的背景，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变化。

　　2004年“一号文件”锁定农民增收，出台了3项前所未有的惠农政策：一是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二是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三是对重点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这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当年即增产粮食700多亿斤。

　　梳理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主题分别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解放思想贯穿文件起草过程

　　记者：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起草过程是怎样的？能给我们透露些背后的故事吗？

　　段应碧：改革初期，一般都是先分门别类下去调研，还常常委托地方和外单位调研，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起草、汇报、研究政策措施……最终由决策层定下来。

　　调研中把握两点：一是注意观察农民情绪和普遍性、苗头性问题。二是注意听取不同意见。

　　陈锡文：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的出台，同样建立在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每个“一号文件”形成草案后，要经历科学严谨的讨论、报送周期，我们称之为“过五关斩六将”的程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稿——“一号文件”。说实话，只有每年12月31日文件进了印厂，文件起草组的同志才如释重负。这个征求意见和最终定案的过程，实际就是认识升华、形成共识的过程。如文件中给农民“真金白银”的表述，必须和许多相关部委协商。中间要多次沟通、反复论证，也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

　　因为文件一发出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就要面对全国人民，必须经得起群众考验，经得起历史检验。

　　农民希望：“我的事我作主”

　　记者：农民对“一号文件”很有感情，根据您的了解判断，农民现在主要有哪些期盼？

　　陈锡文：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去河南考察，焦作市的农民讲得很好，从农业生产角度，农民期盼三点：“粮价涨一点，补贴多一点，生产资料价格稳一点”。在起草文件、制定政策过程中，显然要考虑这些问题。

　　从农民进城务工来看，最大希望是能获得公平公正对待。所以2004年的“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列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强调城市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要覆盖农民工。

　　现在农村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府每年给农民的上千亿元财政补贴，有些被中间截留。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很好保障，农民希望“我的事我作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他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段应碧：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广大农民也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

　　农村改革要在3个层面突破

　　记者：您认为今后农村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在哪里？

　　陈锡文：从现状看，农村改革要在3个层面上突破：一是已有惠农政策，今后需配套出台细化措施。二是有些方面的改革不彻底，需要加速向前推进。三是一些改革尚未启动，需要尽快展开。

　　总体来看，除了中央已有的部署，农村有4个方面的改革需尽快推进：

　　第一，村级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要深化改革。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乡镇机构改革应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国务院已明确本届政府要把乡镇机构改革搞完，因为事关农村发展大局。

　　第三，尽快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现代农业发展的经济组织。

　　第四，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市场取向改革搞了多年，农村规模经营水平一直较低，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家庭经营的农业就完全可以走上现代化道路。

　　从我国实际来看，农民进城意味着3件事必须解决：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

　　总体来看，今后推进农村改革，“放活”是关键。无论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育新型经济组织，还是促进生产要素回流农村，都需要 “放活”。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农村改革就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