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深圳改革开放史》展上，有一个已经褪色并出现裂痕的板凳，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知道典故的人都明白，正是在这张板凳上，深圳人开始了对外开放的筚路蓝缕之路。

　　当年，第一位投资深圳的港商———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来了，向深圳市政府表明希望在深圳投资的意愿。可那时正是特区筹建之初，市政府内竟找不着一张沙发，急切之下，一名村支书将自家叉车上的椅垫取下来，垫在板凳上，这就成了迎接刘天的“简易沙发”。

　　这样的一张“简易沙发”，不仅是特区筹建初期工作条件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开放之初的窘境再现———对于一个封闭已久、国门乍开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应如何把开放政策付诸实施，寻找一个正确的对外开放的战略切入点和突破口，探索一条通过开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而风险又小的路子，中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面对如此情况，邓小平指出：“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向邓小平提出拟在广东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基地，利用靠近港澳的优势，实行一些比较特殊的优惠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设想时，邓小平随即对广东的同志表态说：“还是办特区好，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

　　广东，历来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接受新事物和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广东占尽地利之宜。

　　改革开放初期，接受新事物的广东人苦苦思索着如何发展广东经济。广东省委负责人首先向中央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想法，“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并定名为“出口特区”。

　　1979年12月17日，谷牧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吴南生解释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文化等事业。

　　1980年4月，谷牧与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南下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进一步研究落实两省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办好四个经济特区。会议确定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下达。

　　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这样，举办经济特区已由一年前的大致构想开始逐步具体化了。

　　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章程，国务院早在1979年8月就委托广东省有关方面起草关于举办特区的法规性文件。后来则由谷牧领导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组织研究论证，字斟句酌，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十三次易其稿，最后在1980年8月26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条例》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收益。”

　　这是特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深圳经济特区就是以1980年8月26日这一天作为自己诞生的纪念日。

　　>>约法三章先把经济搞上去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搞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路绿灯，兴办主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的经济特区就更是如此。能否兴办特区、怎样兴办特区、兴办怎样的特区，不但马列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试过，一切都要靠自己探索和创造。因此，一开始就有人对此心存疑虑，非议之声不断。

　　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吴南生心里很明白，要从事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

　　为此，吴南生专门邀请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1980年4月14日，吴南生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还引用了老祖宗“列宁”的一番话———列宁讲过：“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既然列宁都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那么作为后来者，吴南生当然有勇气面对“左”派的挑战，对那些吵吵嚷嚷，吴南生说，“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

　　在1980年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后，吴南生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吴南生和他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用吴南生的话说，“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平息“罗湖风波”

　　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一片汪洋泽国，吴南生考虑，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为害的水灾，又能吸引毗邻的香港投资者，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

　　但是开发罗湖需要巨额资金。吴南生为钱而发愁，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吴南生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款3000万元。吴南生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然而，令吴南生意想不到的是，正当大家都为有了贷款而高兴的时候，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却因为讨论开发罗湖小区，爆发了“罗湖风波”。

　　工程师们提出，罗湖毗邻香港，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特区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但有的领导站出来反对，认为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

　　双方唇枪舌剑，各摆各的道理。有一位年轻气盛的工程师甚至和两位年长的常委拍台打凳，互相对骂起来。

　　刚从辽宁调任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你们今后要做的大事还很多，要讲团结。”

　　在这一年年末的时候，谷牧在任仲夷和江泽民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12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在会上提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

　　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对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达成共识。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这一意见的人，最后也只好接受了现实。至此，“罗湖风波”平息下来了。

　　今天看来，搬掉罗湖山，建成罗湖小区，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深圳经济特区的这一实践，是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贡献。

　　（文章来源：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