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火线调查：新土改再出发

　　小岗村火线调查：新土改再出发

　　30年后，小岗村再次成为一个新传奇的起点。

　　10月8日上午，本报记者见到凤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庆国时，他正在接待日本某媒体记者，手里还拿着一家台湾地区媒体的采访联系函。

由于来访媒体太多，凤阳县委宣传部人手、车辆已是非常紧张。

　　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该馆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今年国庆期间，大包干纪念馆的接待量比往年增加很多，且以老人、外地人居多。

　　新的小岗热部分缘于今日开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预计是次会议将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面有新突破。

　　此前的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驱车前往小岗村，深入田间地头、龙头企业、农户家中，同干部群众共商农村改革发展大计。

　　胡锦涛说，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不仅仅是小岗村农民，我想全国农民都会相信，(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给亿万农民带来更多福音。”10月8日下午，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对本报记者表示。

　　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标本的小岗村，其在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等方面的经验无疑将再次成为新土改的指南。

　　小岗村三十年

　　10月8日下午，本报记者找到当年“大包干”18位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关现为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到安徽农村考察，还专门来到关友江家看望。

　　在向总书记介绍家庭情况，以及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变化时，关友江表示，“1978年那年，我家6口人，住两间草屋；30年后，我跟一个孩子住一起，还是6口人，但住上了三上三下两层的房子”。

　　“这30年当中，家庭电器、摩托车、数字电视、自来水都有了，比1978年好得太多了。”关友江续称，“我还向总书记提出，中国在历史上都没有这个事情，就是种田国家还给补贴。”

　　关友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共有四种补贴——综合直补、专项直补、稻种和麦种补贴，一亩地约98.12元。

　　而关友江描绘的美好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建国初，小岗只有24户人家，与大严、小严三个自然村合称“大严村”。1955年成立互助组时，因地处岗地，故取名“小岗互助组”，“小岗”由此得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上大呼隆，分配上大锅饭，社员对集体生产失去了信心。小岗成为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

　　1961年推行的“责任田”——定产到田，包产到户，带来了农村经济的短暂复苏，但很快被否定。

　　1978年，小岗实行包干到组，20户人家分成2个组，继而又分成4个组、8个组，由于没能从根本上打破吃大锅饭的格局，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促成了一场秘密会议。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小岗队十八户农民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十八颗鲜红的手印，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上述类似于“托孤”的约定，虽有4个错别字，但如今读起来，依然令人震撼。

　　小岗村实行大包干第一年，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之前20年产量的总和；交售粮食6.5万斤，自合作化以后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交售油料2万斤，自合作化后第一次超过任务80倍；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

　　中央75号文件规定：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为了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中共中央从1982年到1986年连发5个一号文件。

　　1982年，全国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情况显示，联产承包责任制占全国社队总数的92％，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78.66％。而农业总产值也随之逐年增长。

　　大包干三十年以来，小岗村的粮食亩产量、农民人均收入也逐年上升。其中，粮食亩产量，1978年为18.7公斤，1998年为725公斤，2008年达到850公斤；农民人均收入1978年为22元，2008年达到6600元。

　　小岗村官：规模经营三模式

　　在考察过程中，胡锦涛归纳了乡亲们当前最关心的三件事情，第一桩就是“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

　　如今的小岗村，对“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了新认识。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这位4年前从安徽省财政厅挂职到小岗村的官员，如今早已把自己当成一个地道的小岗人，他的话语中无不流露出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下称“土地流转”)政策的支持，“国家鼓励不同形式的流转，适度规模经营，这个政策出来，对于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事实上，在小岗村，土地流转早在2002年从葡萄园就已经启动，如今作为小岗村的特色农业——葡萄、双孢菇、苗圃——所占的共计600亩土地全部由本村村民流转而来，占据了原小岗村土地面积的1/3。

　　显然，土地流转在这个当年大包干的先锋村落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受欢迎度，就在今年3月份，小岗村村委会针对土地流转进行了一个相关书面摸底调查，“当时有80%以上的人同意土地流转。”关友江这样对本报记者回忆当时老百姓对土地流转的热情。

　　而且为了保障农民土地不随意流转，到目前为止，小岗村的土地流转都需要经过村委会监督，“投资者给农户签署协议，村委会见证，表示所有者认可。”沈浩这样解释当前的做法。不过沈浩也同时指出：“未来是不是还要村委会认证，这个要看三中全会的精神，但无论如何，村委会仍然需要发挥规划、协调服务等职能。”

　　小岗村的村干部们显然清楚流转将会带来适度规模经营，并认为这很必要。“三十年前分田单干，20亩地要分成30、40块地分给农民。当时有积极作用，但现在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副产品质量，提出采取多种形式流转就需要进行改变。”沈浩这样对本报记者解释单干暴露出的局限性。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以前是‘分’的较多，‘统’的却不够，但‘统’的内涵发生变化了，不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沈浩表示，如今的“统”更多指的是适度规模经营。

　　安徽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也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当前情况下，规模经营的确有必要，特别是皖北和河南有大片良田，很适合规模经营。”

　　对于未来的适度经营模式，沈浩个人认为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农业龙头企业受让土地，农民则收入流转费每亩500元；同时，可以参与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企业或经营者的年底分红；此外，农民给他们(龙头企业)打工，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转变为现代农业的产业工人。

　　而为了吸引这些龙头企业进入小岗村，小岗方面也正在进行努力。沈浩表示，目前正在申请，国家将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拿出一部分，搞农村土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明年，村集体将着手平整土地，做到投资者搬来设备就能投产。而小岗村现有土地的地貌高低不平，基础设施较差，不利于招商引资。下一步整理土地将涉及到全部小岗村的所有土地，这项工作正在申报和做规划阶段。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疑问摆在小岗村领导的面前。面对在引进龙头企业之后，失地的农民可能会成为弱势群体的质疑，沈浩不予认同，“到农村来搞特色经营，就是要将失地农民带动富起来，农民愿意流转给你，是因为收入提高，减少劳动投入。收入包括流转费、返补分红、打工工资等，这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

　　“土地流转也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农民都很会算账的，会考虑仔细的。”关友江也觉得没必要这么担心。

　　而对于第二个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沈浩这样给予解读，“我是种田能手，而土地没人种，我就承包土地种田。”

　　沈浩特地给本报举了带头按手印的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儿子严德友的180亩葡萄园的故事：“他一个人就承包了180亩，是村里的最大的承包户。”而此番总书记的来访给小岗村乡亲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严德友们显然可以放手从事规模经营。

　　第三个适度规模在沈浩眼里则是村组织的集体规模，“就是村集体的组织能力，比如一块500亩地，涉及到40、50户农民。可能在这个区域内，农民种植项目不同。但大家可以根据适合这个地块的作物，统一种植品种、统一采购种子、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销售等，在这个区域内适度规模经营，便于机械化操作。”

　　“目的就是发挥现有土地的效益，实现效益最大化。”沈浩续称。小岗村正在申请规划200亩地，来源是新农村建设规划置换出来的土地。

　　村官与总书记对话

　　沈浩正期待着三中全会给亿万农民带来更多福音。

　　关友江则这样描述他现在的感受，“个人认为日子过得不错，满意但不满足”，腰包还没有真正鼓起来。显然，在农民的增收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就在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期间，沈浩在向总书记汇报时表达了他对农村未来的诸多期盼。

　　如何落实流转问题成为沈浩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如何流转，发挥土地综合产能，有提高单位土地的增收能力。(土地增收的)潜力很大，要鼓励合理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沈浩如是说。

　　而这之中，农村融资问题则是沈浩特别向总书记汇报的一项内容，“我汇报了这个问题，农民贷款难。为农民服务的金融单位少，小溪河镇(安徽凤阳的一个镇)，有6、7万人，但只有1个半金融单位，一个信用社和一个邮储，邮储只有小额贷款，不能支持创业资金所需。”

　　沈浩又表示：“农民可以自己办资金互助社，但不能吸收存款，吸纳不了社会闲散资金。而银行则有顾虑，农民贷款数额小，成本大，风险也大。”

　　于是，沈浩在向总书记汇报时就建议“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政策，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让农民得到更多更好的金融部门的服务”。

　　而对于农村百姓普遍缺乏贷款抵押物这一问题，安徽宣城试点的农房产权登记流转制度成为沈浩关注的对象。他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农民的房屋可以算作资产、资本，“将对农民创业资金不足有帮助”。目前，小岗村的农房，有准建证，但没有房产证，因此不能办理抵押贷款。

　　对于融资问题，关友江则向总书记提出了自己期望的“财政解决方案”，“今年，涉农的物资价格上涨，包括化肥、农药、种子，所以，农民感觉到收入并不高，是不是在农业上加大投入，比如，粮食收购价格高一点，以提高农民收入。”

　　支持新农村建设规划成为沈浩向总书记建议的第二条，“通过新农村建设规划，用200亩土地，解决600至800户住房问题，第一，可以节约土地600至800亩；第二，农村第三产业发展起来；第三，减少财政的公共投资，村村通等工程就可以相应减少投入；第四，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因为信息共享，农民发展三产就会有竞争，就会比本事，从而学到本事。”

　　而为了保证上述建议得到落实，沈浩的第三条建议则是关注组织保障：“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村干部素质需要提高培训。”

　　上述安徽省官员则提醒本报记者说，“政府也要建立社保制度，保障土地可以流转后的失地农民的权利，维持农村生产生活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