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礼被“招安”背后

　　一直想要做百年品牌的朱新礼，为什么放弃对这个梦想的执着与坚持

　　文 黄承梁

　　中国果汁行业第一品牌汇源果汁卖了，但是，汇源果汁遭朱新礼出卖的思想和文化根源仍然值得深思。如果把汇源果汁比作义薄云天的梁山，朱新礼与宋江是不是有几分相象？

　　朱新礼，男，大学本科，山东淄博沂源县人，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

其所领导的汇源集团，权威调查机构AC尼尔森研究公布数据显示，汇源100％果汁占据了纯果汁46％的市场份额，中高浓度果汁占据39.8％的市场份额。同时，浓缩汁、水果原浆和果汁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团拥有被认为审核最严格的BRC（英国零售商协会标准）证书。 2007年2月23日,汇源果汁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公开招股超额认购937倍，筹集资金达24亿港元，上市当日股价上涨66%。

　　这样的一个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卖了。如宋江般的兵肥马壮后，招安了，只是当成一头肥猪招了资本主义的安了！

　　综合各方报道，朱新礼的最初商界启蒙和此次事件发生后的言论大体如下：上世纪70年代，朱新礼曾任山东省沂源东里集团总经理，其最主要职责就是卖水果。“我拉着沂蒙山的水果到大城市去，眼睁睁最后卖不掉，卖不掉烂掉了还要交罚款，再拉回来还要交运费，在路边卸你也要交罚款……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这段特殊的经历最早打开了朱新礼的商业思维。但在另一层面，朱新礼本人是否因此获得因经商而形成的商道本身的乐趣不得而知，而显然，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相较，这段刚刚起家的经历，饱含了辛酸与痛苦，受尽了类似我们今天可以随时所见、愈演愈烈的城管暴吏之痛。如宋江被逼上梁山般走向商界之路，在中国应当具有普遍性。

　　对于朱新礼卖企业，不论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方面他本人不能掌控的客观原因，但就主观动因而言，与宋江的受招安动因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一，朱新礼有称：“我老了，不卖咋办？”“品牌小的时候拎在手上，大了就得背在肩上，现在是顶在头上，我都快60岁的人了，还能顶多久？如果有一天真的顶不住了，既对不起股东，也对不起员工。” “性格内向的儿子对企业经营毫无兴趣，女儿虽然在公司任职，对继承父业兴趣也不大。偌大一份家业，自己未尽之事业征途，竟然后继无人。”“做企业的确很好玩，你40岁的时候感觉挺好，50岁的时候感觉还行，60岁的时候你还要做，难道你能做到100岁吗？”

　　“我想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做汇源确确实实是辛苦，没有比它更辛苦了。16年半了，创业的时候我一根白发没有，现在我头发基本上全白了。16年半了，我就没有休过一个星期天，尤其在春节等节假日。除了1993年我从瑞士考察回来，病倒了，在医院里躺了20天，我从来就没有休息过。”

　　朱新礼对他的团队的公开会议中提到了六点：第一员工会得到更好的保障;第二中层会得到更大的实惠，提前获得股权、期权；第三汇源上游业务进入可口可乐全球采购系统；第四收购汇源让美国公司了解了中国公司，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第五汇源的品牌将继续保持使用；第六管理团队不变。

　　在宋江的内心世界，纵然我等仁义兄弟“替天行道”，依然是“权借水泊暂栖身”的草寇，如果梁山不招安，百年以后呢？还不是被官兵剿灭，落得个土匪盗贼的名号。弟兄们总要有一个出路。反观朱新礼这段言论，我老了，顶不住了，可儿子、女儿，跟着我奋斗了多年的弟兄们总得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吧，今日碰到像可口可乐这样的饮料行业皇室宗亲，他乃天下正宗，依了他，弟兄们是不是要更幸福一些呢？直到今日，在中国社会流淌着两股歪气：一是国内的一部分群体要媚西方的俗，西方的老板是亲爹；中国的老板却要视自己的政界圈子为父母官，便也有了商而优则削尖了脑袋挤入政坛的形象，企业也就不做了。这种风气不正，中国的企业家要永久背着先天性的包袱的。

　　其二，朱新礼不是一名企业家。朱新礼是个商人，处处充满了商人思维。“做企业要像养儿子，卖企业要像卖猪”，在朱的眼中，卖企业当然要跟农民卖猪一样，趁猪最肥、肉最贵的时候卖。关于卖猪的能耐，谁也不会怀疑朱新礼的能耐。像朱新礼一样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商界领袖，他们的学历、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勤奋、倔劲、特殊的胆识和超人的悟性，经营企业的方式是明显的“英雄治企”、“能人治企”的烙印。企业决策多由个人说了算，自己拍完脑袋算完事，董事长经常干着企业新进员工干的事情，下属和接班人锻炼和磨砺的机会有限，等到暮年将至，精力不济，此时“英雄”再想“临终托孤”已是“孤家寡人”，短暂一生到此结束。

　　有媒体报道称，朱新礼针对出售事件，比较严肃且俨然地向媒体界人士解释说，“因为可口可乐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云云。其中一位接着他的话茬反问他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把汇源做成一家伟大的公司？”对方话音刚落，朱新礼骤然间神色大变，情绪激动得几乎失控。更有消息称，朱新礼针对中国国家商务部可能因涉及垄断法要做相关批复时原话称：“批，我高兴！不批，我也高兴！你们要有本事炒得国家不批了，我肯定高兴！我请你们吃饭喝酒……不批说明国家更重视汇源，中国人从此会猛劲地喝汇源！然后让可乐买不起了，50亿咱不卖了，100亿美元咱也不卖了！然后咱出来把他(可口可乐)收了！……不批我要感谢政府，批了我也乐享其成。”这些话反映出朱新礼的浅薄和文化素养的低下。企业该不该都当成猪来卖？如果日复一日忙碌17年，只为奔着“一头肥猪”的目标，以求被更大的猪吞下去，如此宿命观指导下的中国企业，又是怎样的悲哀?

　　作为一个在中国享有崇高声誉的汇源企业集团和人民眼中的民族企业家，仅以简单的养肥猪卖大钱理论来向国人解释自己的这一行为，这是要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最朴素的情感的。苏格拉底说，宁要做痛苦的人，也不做快乐的猪。表明人与动物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人的思想的战略高度，价值观的时代性，是能够克服思想中的一些固有顽疾的。朱新礼的商人而非企业家的言论，是不负责的，是有违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应有的战略考量的。虽然朱内心的苦很少有人能够承受。

　　第三，全社会要切实解决朱新礼内心很苦的问题。民族品牌该不该出售自有公论，但民族企业为什么而卖，却值得深刻反思。在汇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走过了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之路。在我们国家，做企业要面对很多体制内和体制外、政治政策、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一系列压力。企业研究专家金丛林说：“我们在批评朱新礼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一直想要做百年品牌的朱新礼，为什么放弃对这个梦想的执着与坚持？朱新礼的‘肥猪’心态和社会环境有没有关系？朱新礼所遇到的企业压力和目前的社会环境有没有关系？在批评朱新礼的人群中，有多少是‘不喝可乐’的？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只有一少部分的人喝可乐，那么，可口可乐又从哪里来的资金来吞并汇源？”

　　读史明智，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很有必要以宋江之死和一部《水浒传》的时代背景来深层次地探讨一下朱新礼们。中国需要他们，更需要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

　　（作者系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