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依靠农村几十年牺牲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武建东：中国依靠农业和农村几十年的牺牲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10月9日《中国改革》学术顾问、著名发展战略专家武建东做客搜狐财经谈土地政策和农村改革下一步战略。以下是访谈的部分精彩观点：　　

　　搜狐财经：胡总书记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是不是说原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能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了呢？感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本无法实现农村的规模经济，已经严重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武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行土地政策的调整？土地改革究竟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

　　武建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治上中国开始批判苏修，经济发展上又向苏联修正。

虽然从1950--1962年中国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与苏联的政治分裂，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促使中国的革命的目标提升为成为新的世界力量中心以实现国家发展，这就需要中国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工业化。但是，彼时蒙受自然灾害的中国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中国国家的发展能力并不支持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进程。

　　依循国际惯例，实现这个过程要么以武装力量的对外剥夺实现资本积累，要么以内部等级制分工实现高速积累，这个对内的积累又可能通过两种形式推动，其一就是借助有限度的土地私有财产为基础，结合竞争、利润、商品、信贷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造之，对此，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新中国没有经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经验；当时的东亚也没有先例；国际市场对中国也基本上是封锁的，倘若探索之将是人类经济的创造奇迹，但是中国放弃了这个探索，甚至没有保留局部实验。其二就是借鉴苏联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例，实现中国高速发展的积累，对此，中国历史上有军事上的屯田制和国家管理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新中国的单一制的国家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中国共产党也一定的计划经济的管理经验和供给制的传统；此外，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可借鉴的先例。为此，中国最终择选了以农业支持工业，以国内的积累实现重工业化、工业化的经济增长的路线，快速组建人民公社和国家对农业产品的计划管理也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正是这个独特的背景，使中国从制度上果断进入改造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政治试验之中，而且这应该是执政党的集体决定，并非毛主席的个人决定。

　　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次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简称《人民公社60条》），通过采取乡社合并的办法，和平的以合作地权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替代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以调整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这应是新中国农民和平地直接失去土地，并为国家工业化贡献的第一次核心积累。

　　该条例第二十一条强调：“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对于这种以执政党决议而非国家宪法程序完成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变革，执政党当时既有顾虑，也有承诺。

　　该条例第二十条特别强调：“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是执政党权力的非常规的运用，必须解决其权力合法化的运做，据此10多年以后通过75《宪法》﹑78《宪法》和82《宪法》最终确认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土地权利收归集体的合法程序，也留下了土地权利再次改革的历史缺口。

　　庭院式经济不符合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需求

　　搜狐财经：您怎么评价我们选择的这条道路？

　　武建东：国内目前城乡二元制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经过五六十年以来运转到最成熟的阶段，国有土地使用权能够流转，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够流转。城市通过征地制度占有农民的土地，征地制度侵害了农民的权利；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现在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实际是转嫁了国家的公共服务没有任何成本，使国家集中整个医疗系统来维持城市医疗，解决了城市五六亿人口的医疗问题，但是农村这块通过合作医疗来做。宅基地实行自有原则，实际上是把一个国家的村镇房屋建设让农民自己完成，这显示了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因为八亿农民失去商品化房屋的权利。国家不断推出对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保障又实际上压低了农产品的价格，这个结果五十年来推动中国走出了一条高增长、低通胀的道路，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中国通过国际分工维持了对国外的出口，解决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又通过国内的城乡二元制的方式解决了国内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这个局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庭院式经济不符合未来中国发展农业的需求，解决稳定的农副产品的供应不能够采用修修补补的策略。

　　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必须从农村中内升

　　搜狐财经：那应该如何解决？

　　武建东：应该采用这样一些办法来发展农产品供应。一个是推行流转化的大规模的农产品的流程化生产，并与农副生产体系有机结合，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改造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保障。第二个问题，目前已有的小麦、水稻、猪羊肉的食品体系需要提升，需要增加马铃薯、肉类产品、海洋产品，改变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国家越发达，膳食结构应该越保持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需要改革。还有一种可能，当国内生产有积极性的话，诞生了公司化的农业生产企业，这些农业生产企业可以建立有效的海外激励和通过国际分工的方式实现中国食品的稳定供应。只有农副发展成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了，他才可能建立海外基地和有效的国际分工，进口必要的海外食品进行我们的需求。当我们的生产体系进入流程化工业化的时候，国家也可以对成熟的农产品体系大量减免税务和补贴。那时国外也可以用工业化的方式解决农业问题，通过财政政策直接支持维持本国的农副产品稳定。我们以农户为基础，以庭院经济和价值经济为基础的生产不适合整个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必须从农村中内升，从农村中内升最重要的是对现有的农村结构进行改革。

　　搜狐财经：刚才您指出了土地改革发展到今天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解决方法和今后的发展方向，那是不是说解决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呢？

　　武建东：应该说可以逐步解决，建立合理的国内分工，甚至彻底解决中国人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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