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曲折,农村金融改革期待外生性突破
霍侃
10月7日采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秦池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当我问如何用一句话概括农村金融改革的30年时,年过七旬的老先生冒出的第一个词是“曲折苦痛”。
回望过去的30年,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确实是在前进中摸索,其间也有过曲折反复。
有研究者把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79年至1993年可以称为恢复建立金融机构阶段,这段时期,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了邮政储蓄,也逐渐恢复农信社的合作金融性质。
1994年至1996年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阶段。这3年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工更加明确,政策性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分离,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同时农信社也从农业银行脱钩,调整后的农业银行则加快了商业化的步伐,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逐渐形成。
到了1997年,农村金融体系积累的一些问题和风险开始显现,至2002年的几年是控制农村金融风险的阶段。主要表现为,1999年成立的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农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同年,产生兑付危机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被关闭。控制风险还表现为,这一阶段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开始收缩。
2003年之后,农村金融体系进入了深化改革阶段。目前,困扰农信社多年的产权不清晰问题已基本解决;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已经明确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16字方针;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银监会已批准农发行按照市场原则开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子、农业科技贷款和农村基础设施贷款等新业务;农村金融体系中还加入了新的力量,2007年3月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定位于服务“三农”,新生的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也日渐丰富着农村金融体系。
长期关注农村金融改革的江苏银监局的蔡友才说,30年来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遵循了一个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化的改革逻辑,主要成就是从整体上突破了传统的计划金融体制模式,基本建立了市场金融体制模式。
但是,蔡友才认为,这些年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始终在金融机构内部展开,极少有体制外机构的加入,因为未能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要求的金融服务体系。
展望未来,蔡友才认为,通过改革建立与农村多种融资需求相匹配的,政策性、商业性、社区性、普惠制、合作制和民间金融等多种性质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广覆盖、商业可持续的竞争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才能满足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
正如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激发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让9亿农民怀揣更多期待。
秦池江老先生在采访的最后说,目前农村金融面临“最好的时机”,把握好将“大有希望”,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彻底的变革、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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