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在新的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的中心课题仍是“解放生产力”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节点临近之际，中国经济遭遇国际国内又一波的挑战。从外部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从内部来看，国内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速明显回落。
面对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求解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背景下，怎样总结这30年的宝贵历史经验；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世界新的转折和经济全球化，中国将如何应对；怎么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问题。
直面五大挑战抓住难得机遇 《瞭望》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加剧动荡、全球经济发展明显减速，诸多风险前所未有。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体察，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应对哪些大挑战？
郑必坚：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归纳起来大体有五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四是巨大规模(而不是通常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已经发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来岁月可能发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灾害。五是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三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
这“五大挑战”，就是我们在看到“机遇前所未有”的同时，又不能不估量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而且，这“五大挑战”，又是在我国拥有13亿人口并且还会在本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到15亿人口这样一个“总背景”之下。这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绝无仅有的“总背景”。
对于这个“总背景”，需要进一步作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一个层次，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将相继出现的“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已经面对的“就业高峰”，现在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在2400万人以上，而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200万人，缺口在1200万人左右；二是本世纪30年代(大约2033年前后)的“总量高峰”，即达到15亿多人口；三是本世纪40年代的“老龄化高峰”，现在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全世界60岁以上人口总量的20%，到本世纪40年代还会更为突出。
再一个层次，是专门分析21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国现在13亿人口中，农村占将近8亿，其中劳动力占5亿，而耕地仅18亿亩多一点。当中国人口总量达到15亿时，中国又有多少农村人口和可耕地呢？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耕地，怎样才能真正富起来呢？
从这样两个层次的分析中，可以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中国后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21世纪上半叶的根本走向，归根到底仍将取决于把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首先是把大约8亿到10亿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
《瞭望》 ：怎样看清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
郑必坚：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再把视野放宽一点来加以观察。可以简要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后168年来，世界范围发生的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家命运的三次大转折之间的关联。
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在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人抓住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历史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起，世界一步一步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新阶段，新科技革命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起来了。在这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潮流当中，中国共产党又抓住新的时机和难得的机遇，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起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来说，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
从今日天下之大势和未来世界之发展来看，情况仍十分复杂，不可测因素依然甚多，我们一定要坚持冷静观察，小心谨慎。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我在这里只想集中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世界范围思潮激荡这样一种复杂局面。
新时期以来，尽管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和进步，尽管我们已经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还远没有摆脱不发达状态，还需要再干四、五十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能不能干成这番事业，世界上许多人还在看。再加上今天世界范围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既相互碰撞又相互影响，比起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得多，广阔得多，深入得多。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当然也不能不受影响。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看得那么长，我的理解，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长过程，短了不行；也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不那么成熟到成熟的长过程，短了不行；而且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规律的掌握也不能不经历一个长过程，短了也是不行的。
《瞭望》 ：怎样估量到20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郑必坚：当前，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新启动为标志，打开新的境界。与此同时，国际大局也正酝酿新的重大变动。特别是以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殃及全球这两件事为动因，国际范围的政经走向、力量对比、大国关系、地缘战略以至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还有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某些重大关系和模式，比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发达国家市场与新兴国家市场的关系，等等，似均在酝酿某种新的变动甚至重大变动。而我们的国内大局，包括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国际大局是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国际经验教训，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国际大局新变动而来的我国当前和中长期的因应之道，也已提上日程。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在新时期以来伟大成功经验基础上，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精神，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清醒地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以统一的把握和分析。
我们估量战略机遇，当然要从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的综合把握出发，但我同时认为，这里有一个变化必须看到，就是中国国内大局的分量在加重。尽管我们困难还多，但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这一条，本身就是世界大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将要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基础。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就要充分重视这一条，并且以此为根本立脚点，而决不能看轻，更不能淡忘这一条。
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深刻战略意义之所在。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一再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深刻战略意义也在这里。即使遭受了特大地震灾害，胡锦涛同志在随后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初步总结汶川特大地震抗灾救灾经验时又重申：全党同志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其深刻战略意义仍然在这里。
再看30年改革开放的起点 《瞭望》 ：不惧困难、不畏风险，中国获得了实属不易的30年快速增长。从您的亲身经历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什么样的起点出发？
郑必坚：从基本国情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一贯地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从中国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个最大的“硬道理”出发。30年历史巨变，最突出的一条，或者说最使十几亿中国人受惠的一条，就是中国在新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和万马齐喑的沉闷，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5月这样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从总结历史教训的高度，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党和国家的状况、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状况，作了尖锐鲜明的对照，而把问题集中到究竟是要“沉闷停滞”，还是要“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这样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体察和眼光，实在发人深省。
实际上，从新时期一开始，到21世纪头八年，中国共产党30年贯串始终、最为重视的就是这个“活跃起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有无活力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精神状态是沉闷还是活跃的问题。
从发展道路上看，党的十二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要走一条当代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对外表达即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道路。按照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对世界近代以来西
方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对当年德国、日本那样的后起军国主义国家依靠发动大战来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对前苏联霸权主义在所谓“世界革命”幌子下搞超级大国争霸和势力范围的办法当然也不能学！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立足于自己的发展。
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30年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的高速发展。显然，这样一种世所罕见的“井喷式”发展势头还将长时期持续下去。
《瞭望》 ：改革开放的思想启动始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您能否对这30年的历史进程作简要的勾勒？
郑必坚：我们党从新时期一开始，在重新确立实践标准的同时，又坚决、彻底、鲜明地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在新时期“根本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并且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聚焦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突破口。实际上，这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起点、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对于30年的历史进程，我仅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把这段历史粗略概括为头4年、中间两个10年和最近6年，这样四个大段落：
第一大段落，新时期头4年，从1978年到1982年，乃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第二大段落，新时期中间头一个10年。从1982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乃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十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式的加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第三大段落，新时期中间又一个10年，从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前，乃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在1992年到1996年年均增长12.1%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同时使国家计划管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点，就是经过这一段落的持续改革和发展，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第四大段落，最近这6年，从2002年到2008年(以至今后)，乃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21世纪头7年经济总量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国有经济重大项目上了新的大台阶，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阶，并且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正义，进入了一个以更高自觉致力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同时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更加协调推进的崭新阶段。
3 0年历史发展表明，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一致，而不是相背离；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而不是相悖反；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相联系，而不是相割裂；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和以人为本相统一，而不是相对立。
就是这样，中国终于摆脱封闭落后、停滞僵化，一步一步地真正活跃起来了。积30年之努力，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30年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瞭望》 ：中国的改革被称为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30年中的实践课题、理论课题无疑是众多的，哪些是中国“过河”时摸着的“石头”？
郑必坚：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获得了三大马克思主义新觉醒，这正是我们在30年中踏踏实实地“摸着石头过河”，而实实在在地摸到并牢牢把握住的具有理论基石份量的三块“大石头”。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一贯地从国情出发，而不是从过时和僵化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出发；同时又始终一贯地勇于面对困扰我们思想、束缚我们手脚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和认识问题来展开来深化，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开创新境界而又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无谓争论并且允许看。
归结起来，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我们党在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中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解放。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内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属于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并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伟大觉醒过程。这个过程中首先创立的，具有从根本上奠定基础性质的邓小平理论，正确界定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同样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就启动了这一方面的探索和回答，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一步明确了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进一步明确界定了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并且提出了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时代课题，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面加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三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即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三步走”战略部署，到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到“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再到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特征的文明发展道路，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并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这三大新觉醒，是我们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精神、政治和科学成果，也是当代世界进步潮流和时代特征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新和创造，归根到底，都是同这三大新觉醒分不开的。
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排除“左”、右干扰，思想解放不断上台阶，有力带动了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不断上台阶；反过来，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又有力促进了思想再解放。
在这样的进程中，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二者结合如此之紧密，党的理论如此之管用、之直接见效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实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所未有。
也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新觉醒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到新的境界。直到党的十七大，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一”的统一认识：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的鲜明体现和最新成果，并从而为我们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力量 《瞭望》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概括的“十个结合”，是改革开放经验的高度总结，怎样把握要领？
郑必坚：3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和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是这些经验的完整综合和总结。而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中心任务。正因为我们党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推动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进步。
现在的中国之所以活跃起来，正是由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而来。归根到底，是由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来，是由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把解放思想同解放生产力紧紧联在一起而来，是由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把解放生产力作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我们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来。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30年，其所贡献的最有价值的新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一个“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瞭望》 ：在改革开放30年中能够始终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需要破解的难点有哪些？
郑必坚：事非经过不知难。在这个过程中，全党全国范围的解放思想，不可避免地涉及现实的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思想理论领域众多错误和过时观念。
而解放生产力，则又涉及众多方面生产力要素的不断放开，以及众多方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逐步改变。这里包括：一要搞活资本，二要统筹土地，三要发展科技，四要改善生态，五要扩大就业，六要更好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各类建设者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能更广大地开源，又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对外开放，更充分地调动境外国外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的积极因素。国内6项，国外4项，共为10项。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新时期一个又一个大段落上的不断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不断破除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这十项“生产力要素”才能持续地得到解放，并从而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一直走到今天，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大飞跃。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是没有曲折、起伏以至于失误，也不是没有种种失衡、失范、腐败、阴暗面以至于“乱象”，更不是没有困难、风险甚至很大困难和很大风险。但是30年历史进程之主流，之主导方面，则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相结合之始终一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相结合之愈益深化发展，而势不可当。
《瞭望》 ：您谈到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涉及众多因素，如何理解这其中“人的解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应该再往哪里“解放”？
郑必坚：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归根到底应是人的因素愈益深广的解放，是人作为生产力主体和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愈益深广的解放。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统一，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统一，而且人是其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30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真正活跃起来，归根到底离不开这一条。
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21世纪头20年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历史任务是基本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走出一条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我看来，新就新在它提出了两方面基本要求：一个方面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这首先就意味着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要求，各方面创新活力尤其是科技创新活力和产业创新活力的进一步解放。信息化带动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工业化，产业升级，把各类所有制企业首先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另一个方面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又意味着，要求创业活力的进一步解放。这是因为，要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中真正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就必须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为此又势必要求放手发动创业，推动全国城乡实现各类中小企业以至微型企业的广大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所确定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
在创新活力、创业活力进一步解放的基础上，如果再联系到“五大挑战”特别是巨大规模自然灾害和国际压力的挑战，那就还有一个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的问题提到面前。
因此可以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代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势必将集中到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上来：创新活力，创业活力，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
这是涉及包括农业、制造业、金融业在内的国民经济一切大部门，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改革全局，以至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国家巩固和综合国力在21世纪上半叶再来一个历史性新飞跃的大问题。
为此，就要继续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特别是：一要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要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内涵的政治体制改革，三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而改革之是否有成效及成效之大小，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破除一切仍然束缚这“三个力”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从而进一步解放这“三个力”，以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初级阶段肩负两大“双重使命” 《瞭望》 ：从现实来看，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日益凸显，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对改革进程的影响？
郑必坚：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党中央采取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
同时，我又亲身体验和观察到，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又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说，面对问题，回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搞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条，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惟一正路和真正出路。
举例来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关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腐败等等问题，在某种观点看来，都应当归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甚至归罪于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难道能够这样看吗？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正是由于我们党以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总结果才能够像今天这样有力地证明：中国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短短30年时间里就根本改变了短缺经济的停滞落后状态而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个政治大国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大国。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在改制进程中，特别是在改制前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的很多个案，情况复杂。有的实际上属于正常转制，有的则确有问题。问题方面，有的是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有的则确与有些干部腐败有关。这两年已经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求得较好的解决。
又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各地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不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公平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
总之，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只有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突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更大进展。
《瞭望》 ：从发展环境和形势看，为什么很多决策面临“两难”抉择？
郑必坚：这当然有种种具体的原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基本国情决定我们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阶段上我们所担负的使命就具有某种特殊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的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比如说，既要推动发展城市化、又要反哺和振兴农村；既要支持东部继续率先发展，又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力度；既要继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更好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既要继续讲求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还有，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如此等等。即是说，都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所以叫做“两难”，而且都只能放在一个较长过程当中才能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我们一定不要把“双重使命”对立起来，而要力求统筹兼顾；我们也一定不要设想一蹴而就，而要尽可能在妥善处理当前问题的同时，把人们引导到理解问题的两重性和过程的长期性上来，尤其要把人们引导到继续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真正能够保证实现这个“双重使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前提。
又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则是我们面对双重的历史性挑战：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由18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中叶这二百年间，所实现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特征的产业发展的挑战；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由上世纪70年代开始而方兴未艾的，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等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所以，我们不但要急起直追，缩短和消除过去二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业化；而且要奋力跃入新技术革命洪流，向着21世纪中叶的新的现代化水平前进。
也就是说，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积30年之经验和教训，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这样那样的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瞭望》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应如何借鉴和学习国际经验？
郑必坚：中国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双重使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把握时代特征，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研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在强调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独立自主的高度自觉的同时，又强调要以高度自觉向外国学习。
而学习外国，归根结底是为了形成和创造中国自己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有特色才有竞争力。毫无疑问，对国际经验，我们还要继续老老实实地学习和借鉴下去；对中国特色，我们还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也算是一条规律性认识吧。
总之，有87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中，形成了这样一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能够充满活力从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并经长期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实在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关节，仍然能够以自己的奋斗来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能够凝聚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奋斗来代表这个伟大前途。（记者袁元）（责任编辑：董宇）更多关于30年改革开放的新闻 · 对全国十八个典型地区的调研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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