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农民可担当扩大内需重任

　　◆邓聿文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内需应通过多种手段多管齐下，而就目前情况来说，拉动农村内需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内需的不足在于消费的不振，消费的不振又主要是因为农村拖了后腿。

统计显示，今年前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8439.2亿元，虽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1.9%，但按地区划分，市县零售总额54292.9亿元，县以下零售仅为14146.3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近1/4，这正是中国内需经济薄弱的要害之处。

　　农村市场的消费水平低下，原因是农民的收入不高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农民收入不高又有四个原因：一是农业的比较效益过低，目前中国基本上是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二是尽管很多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但从事农业的人口还是很多。根据一些专家的估计，目前需要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1.6亿人就够了，农村至少还可以转移2亿劳动力出去；三是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等资产不能变成资本，这使得很多农民守着“财宝”却受穷；四是国民财富在城市和农村分配中，明显偏向城市，城市居民有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最低收入保障等，而农民则一切皆无。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政府也曾采取多种方式来刺激农村的内需，但效果不大，原因就在于，政府往往更看重城市的利益，所以对农村采取的多是一些边缘的措施。而要解决农民的问题，仅靠农村和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城市必须配合、放弃或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给农村。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并且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对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趋势来说，中国要想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减少外部经济动荡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必须实现从外向经济向内需经济体系的转型，而从目前来看，这个转型的焦点就在于农村生产力的再造。正是这个过去不起眼从而谁也不重视的农村市场，或许能够担当拯救中国经济免受下一次猛烈金融风暴冲击的 “大兵”。这也就是此次全会为什么要拿出勇气重构城乡分配关系的根本原因。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选择突破口非常重要，就中国农村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说，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体制的基础上，依照商品化原则推动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民土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是一个切入点。农民只有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置的资产和房产，才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本和立足之地，并使得多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农村仅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就高达20万亿元，如果18亿亩耕地使用权可流转，那么将释放出更多财富，从而成为带动农村消费、城市化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关键问题的重要支点。

　　当然，为避免土地流转的后遗症，另一项改革也非常重要，这就是必须剥离附加于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管理和福利制度，使农民和市民真正做到同工同酬，享受同等权利。

　　土地改革涉及到敏感的制度属性，废除城乡二元体制会触动城市的部分利益，推动起来肯定是有着很大困难。好在这一问题社会已经有很大共识。这就是改革的基础。

　　农村曾长期默默承受改革的代价。现在，在猛烈的全球金融海啸面前，它又一次要担当起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任。幸运的是，这一次它不仅是付出，更多的是对过去亏欠它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