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第一村”艰难自救

　　舍必崖村的故事：奶农-奶站-奶企链条如何因跨越式发展破碎，又如何借“奶联社”模式重生

　　孙文祥

　　呼和浩特所在的土默川平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十头牛，比公司老总还要牛。

”

　　民谣被认为是描述位于呼和浩特郊区60公里外的“奶牛养殖第一村”——舍必崖村。随行的司机说，这是好几年前的场景，而上个月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给舍必崖村的奶农的生活蒙上阴影。

　　“奶都”战略遭冲击

　　舍必崖村有2500多头奶牛，日产鲜牛奶18吨，是伊利、蒙牛的重要奶源基地之一。

　　舍必崖村村主任席二换告诉记者，舍必崖村养牛的历史有40多年。最早的奶牛场在村子的东边，饲养着20多头奶牛。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把这些奶牛承包给了个人，村民们看到承包人养奶牛效益不错，就纷纷买奶牛，村子里的奶牛养殖业就这样开始发展起来。

　　舍必崖村奶牛养殖业兴起的背后是呼和浩特市打造“中国乳都”的战略。农民购买１头奶牛，金融部门贷款三分之一，乳品企业借款三分之一，农民自筹三分之一，农民购牛后以奶资偿还。

　　许多旗县把奶牛养殖头数作为乡镇领导的业绩考核目标。乡镇官员为了政绩，动辄规划千头、万头的示范基地，个别旗县甚至动员机关干部、城市居民投资养牛。在政策的引导下，呼和浩特的奶牛热急剧升温。“1999年１头好奶牛6000元，连续几年暴涨之后，2003年涨到了1.5万至1.6万元。”村民何福东告诉记者，“完全是哄抬上去的。”

　　这名65岁的瘦弱老人养了5头奶牛，将牛奶卖给伊利公司，每月有2000元的收入，再加上每月种植玉米等奶牛饲料的1200元收入，他们现在的生活比普通农民更为舒适。

　　然而，上个月发生的奶粉事件却给他的生活蒙上阴影。他32岁的女儿何萍说：“奶站有四五天都不收我们的牛奶，倒掉了200多公斤。”何老汉则表示，9月20日开始，村里的奶站开始继续收购牛奶，只不过检测更严了。

　　舍必崖村的奶站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挤奶的程序：每次挤奶前都要清洗乳头，然后直接上挤奶流水线，通过鱼骨式挤奶器将牛奶直接密封在透明小罐内，然后奶罐车把牛奶送往企业。

　　10月13日下午，内蒙古农牧业厅畜牧处赵玉生副处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昨天倒掉了800多吨原奶，最多的一天倒掉了4662吨，截至目前奶农倒掉的原奶约计5万吨，他表示将进一步核实相关数据，政府将按市场价补贴奶农。

　　奶农、奶站、乳企和政府部门，都想尽快恢复这个被三聚氰胺扰乱的行业。

　　舍必崖村的困惑

　　在奶农刘二锁的印象中，2006年开始靠养奶牛赚钱是越来越难了。“饲料价格涨得太快，前几年每头牛一年能赚个两三千元，现在能挣1000元就不错了。”

　　为了寻求转变，舍必崖村于2007年12月成立奶业合作社。合作社由赛罕区农牧业局、金河镇政府、伊利集团3个股东和舍必崖村3个奶农组成。“最早加入奶业合作社的奶农只有3户。当时确定了每5头奶牛为1股，每股投入1000元资金用于购买饲料、卫生防疫等支出。”席二换告诉记者。

　　即使是现在看来，这仍是一个不错的商业模式创新：乳企、政府与个人投资者合作在村子里开设收奶站，并对挤奶和运输过程进行技术指导和监控，乳企向农村信用合作社担保给养牛户贷款买牛。

　　2000年以前，土默川平原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早晨，奶农们打开牛栏，奶牛们三五成群地走向挤奶站，由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奶农们甚至懒得跟着去，每天挤多少奶完全信任奶站的记录，挤完奶，奶牛们会自己溜达着回来。

　　但这样的场景近几年已不复存在。由于更多竞争者的进入，奶牛基地的建立速度赶不上市场的需求，奶农、奶站、乳企建立起来的稳固关系开始解体。

　　从1998年至2007年，中国人均牛奶消耗量从5.3公斤提升至27.9公斤，奶制品工业生产总值也从120亿元增至1300亿元。无论是三鹿、蒙牛还是伊利、光明，都不想错过中国奶业市场“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梦想超越对手成为行业老大。

　　在2002年“奶源大战”最激烈时，舍必崖村建了7家奶站，伊利5家，蒙牛2家。“奶源紧张的时候，两家企业都抢着收购，原奶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席二换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呼和浩特市为此专门召开市长办公会，划定了两家企业的收奶范围，实行“南北分治”，伊利在呼市北部旗县收奶，而蒙牛则在南部收奶，但两家乳企的竞争没有停止。

　　从蒙牛和伊利两家企业公开披露的原奶供应情况来看，实际上蒙牛有6家牧场，除本部澳亚牧场蒙牛占股30%，其余只有10%的参股，这些牧场只能提供10%的奶源，另90%的奶源还是靠奶农提供。而伊利的牧场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关系。

　　奶联社：长效机制突破

　　从现有的奶业发展机制与管控流程看，奶站（收奶站或挤奶站）仍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在“奶站整治”中，蒙牛和伊利都购买设备加强鲜奶检测。疾风暴雨式的“整治”能在短期内见到成效，但赵玉生认为监管的根本措施还在于建立长效机制，“畜牧机构设备不足、人力有限，驻站监管恐难持续，应该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赵玉生告诉记者，内蒙古有4000多个奶站，大部分奶站都不符合“六有”标准，这些奶站被责令补办工商营业执照、奶站卫生和人员健康合格证明等手续。整顿后，内蒙古还要建2000个奶站，“我们鼓励企业收购、参股或自建奶站”。

　　在10月9日的央视《对话》节目中，蒙牛乳业营销副总裁赵远花称，出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和奶农之间没有建立起长效的联动机制。伊利集团副总裁靳彪则表示，除了目前在原奶和检验环节完全杜绝不安全隐患外，从奶源管理的长效机制上，伊利创新了一种奶源基地的建设模式，叫“奶牛合作社”。

　　在伊利集团2009年的规划中，他们将和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奶联社”）合建20个牧场，控制25000头奶牛。奶联社提倡“规模化、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在奶粉事件后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2007年初，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兆林、李正洪在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兵州亥农业开发区建设了占地300亩的首个“奶联社示范牧场”，引进奶农奶牛入社近千头。

　　李兆林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奶联社是一个由企业搭建技术、管理、现代化设施设备和资金平台，吸纳奶农现有奶牛以入股分红、保本分红、固定回报、合作生产等多种形式入社，并获取回报的奶牛养殖合作化产业模式。

　　李兆林称，入社一年后每头牛年产奶5.23吨，平均增产1.11吨/头。奶农也有更多的收益，一头入社奶牛年收益率20%左右，奶农因给奶联社种植青贮饲料玉米，一亩地增收100元。

　　“国庆节前，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及商务部的人到奶联社调研，他们评价这至少是确保奶源安全的路径之一。”李兆林说，按奶联社的规划，未来3年通过自建、合建、收购、托管等形式，实现100个奶联社牧场的发展计划，控制存栏奶牛10万头，订单青贮25万亩。但在发展过程中，奶联社面临着资金和政策的困境。

　　李兆林表示，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加大对农牧业的投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规模化养殖中来。目前，深圳市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对奶联社模式表达了浓厚的兴趣。“高盛都可以养猪，养牛的前景比养猪大多了。”李兆林笑着说。

　　赵玉生认为，奶联社的模式还有待于时间检验，“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原奶价格机制，确保奶农不被中间环节盘剥。”

　　赵玉生表示，仅在伊利、蒙牛集团两家企业直接从事生产销售的从业人员就有十多万人，间接从事运输、包装等配套业务的人员有100多万人，覆盖51万户奶农，这个事解决不当，将会“衍生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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