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推荐理论名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理论简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户只有使用权，实行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适度分离、农户家庭承包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公有制经济，并没有改变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坚持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核心是一个“包”字，因此在实践中人们常称之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所谓“包产到户”是指分配功能仍由集体行使，农民收获后将产品全部或部分交给集体，由集体根据承包任务完成情况分配；而“包干到户”则是指农民只需完成上交任务，其余产品都归自己支配，按照群众的说法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理论提出者及主要贡献

　　拟推荐理论提出者：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杜润生，郭崇毅，张广友，吴象，陆子修，陆学艺，吴庭美，王郁昭，周诚，余国耀，等等。

　　主要贡献：

　　1．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较早从正面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发表的关于包产到户的重要论文和研究报告主要有：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1月）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王贵宸、魏道南、陈一谘（1980年8月）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陈一谘（1980年8月）的《为什么经济水平较高的水阳公社也搞了“包产到户”？》，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9月）的《论包产到户》，杨勋（1980年7月）的《论包产到户——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杨勋（1981）的《怎样看待包干到户——安徽滁县地区农村调查》，王小强、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闻,周其仁说吧)（1981年3月）的《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陈一谘等（1982年4月）的《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双包到户”后的滁县地区农村经济调查》等。同时他们还主持完成了《包产到户资料选（一）、（二）》（1981年4月）的编辑工作，收入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理论论文、历史资料和调查报告100多篇。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对于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宣传介绍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推动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发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杜润生

　　杜润生在1980年秋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同时，他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3．郭崇毅

　　郭崇毅1979年6月《关于肥西县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一文认真分析总结了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取得空前丰收的情况，认为增产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论证了实行责任制的必要性。1979年8月发表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一文肯定了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4．张广友、吴象、陆子修

　　张广友、陆子修所写的《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以产计工的调查》一文1979年1月20日在新华社播发，详细介绍并充分肯定了包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张广友1979年3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一文比较详尽介绍了安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肯定了他们的经验，对全国农村改革进行了巨大的舆论推动。1980年1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作为安徽代表的周曰礼、陆子修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经营落后地区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了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吴象1980年1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阳光道与独木桥》一文论述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吴象、李千峰、张广友1981年1月22日、23日连续发表的《历史性的转折——皖、豫、鲁农村见闻之一》和《巨大的吸引力——皖、豫、鲁农村见闻之二》文章指出，事实证明，经营方式的改变不等于所有制的改变，包产到户是不脱离社会主义总轨道的一种责任制形成。

　　5.陆学艺

　　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在1979年10月的《包产到户问题应当研究》中，从理论上阐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和必要性，认为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1980年11月陆学艺发表的《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是农业经营方式的重大改革”，……，“包产到户并不是所谓的‘权宜之计’。作为一件关系到我国农业的发展前途和亿万人民生活的大事，它有着十分巨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陆学艺1981年1月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包产到户是现代农业的起点、桥梁，是大有发展前途而不是权宜之计，也不必再走回原来三级所有、逐级过渡的老路”。陆学艺1981年9月的《包产到户的动向和应明确的一个问题》一文明确认为包干到户也是公有制的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是分田单干；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形式，要稳定下来，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6．吴庭美

　　吴庭美1979年写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开篇写道：“群众说：‘千条计，万项策，不如‘到户’一剂药。”这份报告不久被送到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手中,引起了万里的重视并亲自到小岗调查,从而树起了小岗村这个"大包干"的典型,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7．王郁昭

　　1980年初，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王郁昭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1981年2月王郁昭写的《包产到户是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上的新突破》一文明确认为，在贫穷落后的地方实行包产（包干）到户，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且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8．周诚

　　周诚1980年10月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实行产量责任制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明确指出，实行产量责任制在我国农业集体经济中具有长久的历史和明显的好处；实行产量责任制是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需要；实行产量责任制符合生产队健全劳动组织的要求。周诚1981年3月在《关于包产到户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从理论上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产生的条件、利弊得失、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把“大包干”到户看作是生产队内部以农户为单位的产量责任制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符合它的基本特征的。

　　9．余国耀

　　余国耀1980年10月在《红旗》杂志第20期发表《怎样看包产到户》一文从正面论述了包产到户的条件、性质和实行包产到户的得失。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事物，它必将按照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变化。

　　推荐理由（请重点论述）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在改革初期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发表了大量有关包产到户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为1981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供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在这次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之后，他们又参与了80年代另外几个中央关于农村 “一号文件” 的起草制定过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积极支持和引导在安徽、四川发起的农村改革向全国铺开。杜润生在1980年秋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并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张广友，吴象，郭崇毅，陆学艺，吴庭美，周诚，余国耀等都较早的从正面阐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必然性、利弊得失、成功经验等，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大都参与过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也为包产到户在农村的普遍推广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