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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论:价格双轨制

  推荐理论名称: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

  理论简介:

  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觉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

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

  理论提出者及主要贡献(若理论提出者为一人以上时,应分别说明各人对该理论做出的主要贡献)

  拟推荐候选人:华生(华生博客,华生新闻,华生说吧)、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田源(田源新闻,田源说吧);张维迎

  在1984年前,部分农产品和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客观上已形成了双轨并存的局面。在生产资料方面,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首次提出了生产企业对其生产的产品享有自销权。这就在实行价格双轨制之前很大程度上已经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分配”或“流通”双轨制。1981年,国家允许油田超基数生产的原油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口,结果使出口原油的同一油田出现了两种价格。1983年,国家允许部分出口原油“以出顶进”,在国内加工成品油,再按国际价格在国内出售,从而出现成品油的“双轨价格”。国家为了刺激煤矿增加煤炭生产,对22个(1987年扩大为37个)矿务局实行超核定能力生产的煤炭加价25%-50%的定价制度。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即“扩权十条”),规定凡属于企业自销的生产资料和计划外的生产部分,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行定价或由供求双方协议定价。可见双轨价格的形成经验先于理论。

  尽管实践在先,但价格双轨制思想的正式提出是在1984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上。著名的价格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李晓西(李晓西新闻,李晓西说吧)教授在《从双轨制到市场化》一文的自评中(见《20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完整的描述:“‘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张维迎新闻,张维迎说吧)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对此,莫干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参加和组织者,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咨也有很清楚的说明。他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的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的“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梁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在于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

  田源:莫干山会议上“调派”之一。他在会上主张对严重失衡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并介绍了这种调整的可能性及其对财政、税收和经济的影响,论证了方案测算和不同力度方案的比较。在其参会论文《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考》(会后刊载于1984 年9月29日的经济日报)中不赞成“均衡价格”理论,提出“有一些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 忽略了价格的自发调节对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西方经济学者都承认, 市场上变幻无常的自由价格所发出的错误信号可能更多,自由价格并不能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效益最大化……自由涨落的市场价格所反馈的信息和生产调节之间,由于投资周期生产周期或流动资金周转周期所导致的调节时滞,常常使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变化,必然发生价格的暴涨暴落, 引起周期性的结构失调(即西方经济学所称的“蛛网现象”)。……而实行计划管理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在计划管理中,自觉地运用价格杠杆是极重要的一环。……国家管理的只是一部分重要产品的价格。经验证明,这些产品的价格成本利润供求情况,国家不仅是可以掌握的, 而且也可以有计划地控制其变动。改革不合理价格体系的对策,自然应该是除了那些可以放开的价格以外,通过有计划地调整价格的办法,逐步解决。……我们认为, 经过认真地测算理论价格, 可以确定煤炭、石油等主要产品偏离价值的方向和大致幅度,国家完全有能力通过有计划的调整解决我国价格体系中初级工业产品和消费品价格严重不合理的问题。”为了对价格进行系统的调整,1981年国务院价格中心正式设立负责理论价格的测算工作,田源的观点对当时政府价格研究机构的思路有一定代表性。莫干山会议纪要的价格组报告附件之一由田源撰写。

  张维迎:莫干山会议上由于调派的两种方案在中央部委已有讨论,颇多掣肘难以突破,亟需新的思路。以“放”派著称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打破了局面。会上的情形很多人都有印象。按照徐景安的说法就是,“在会上,维迎给我的印象,就是放。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放调改革思路的形成,他是有很大功劳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但同时,徐景安也指出,“但是,价格能一下子全放开吗?……不具有可操作性。”(见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 领导者第20期)

  张维迎1985年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6期上发表了《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后以《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为题收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在明确“价格调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以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旧的不胀钢温度计……不能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放”的思想。文章指出“所谓改革价格体制,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以充分发挥价格在计划经济中的功能作用。……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先实行双轨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新价格用新办法,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具体设想是:首先,从原则上讲,将所有产品(主要是工业品)的指令性计划按1984年的基数固定下来不再扩大,相应放开所有产品(当然不包括最后也应实行国家定价的垄断产品及公共品)的议价市场(议价不受幅度限制),……在划清牌市价的管辖范围后,国家需要考虑的仅是技术内产品的价格,步子就可以迈得从容一些,办法可以灵活一些。对这部分产品放活价格管制,可以采取顺水推舟的办法,先从长线产品(牌价接近市价甚至高于市价)放起,逐级深入,让基础产品、中间产品的连锁效应通过市场去表现而不是让国家去计算。……能源、原材料牌价大大低于市价,……我建议对这些产品采取分批、分步、分类放的办法或采取先调后放的办法。所谓分批放,就是不要四面出击,可以一种产品一种产品地分别加以解决;所谓分步放,就是将原基数每年按一定的百分比分开(如煤炭,每年减少20%的统配量,五年就可以放完);所谓分类放,就是对同一产品(如钢材)区别不同种类有先有后地放开;所谓先调后放,就是对牌、市价偏离过大的产品在正式放开价格管制之前,先调一步,作为过渡性措施。……中间产品价格。……我建议,除重点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外,一般机电产品的价格实行一次性放开的办法。农用生产资料应区别不同情况,能放开的就放开。……工业消费品价格……建议将这些产品的价格全部放开。……基本生活资料价格和公共服务收费……建议对基本生活资料销售价格实行先调后放的办法。……交通运输产品价格。汽车运输竞争激烈,价格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放开。”应该说,张维迎当时持有非常可贵的完全市场派观点,但在当时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大环境下,“放”的思路显得非常激进,缺乏可行性。

  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和张少杰:在莫干山会议上,在调放两派争执不下之时, 以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和张少杰为代表的第三派观点浮出水面。华生代表大家上台发言,讲了“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认为可以采用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向上,有些产品也可以同时外放内调。同时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发挥平抑供需和价格水平的主渠道作用,并把这套改、调、放、导的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这个思路一经提出,得到了相当多与会者的共鸣。会议后期,会议的组织者安排华生作为价格组的唯一代表与其他组的6、7个代表一起下山,向当时在杭州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同志汇报。在1985年《中国青年》杂志对华生的专访中写道,“华生汇报时,领导认真听取着,不时问一句”。华生对“双轨制”这样解释,“平价稳大局,市价改结构,造成短线市价平稳下浮,同时内调牌价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多价归一。”(《到2000年我46岁》,《中国青年》,1985年4月)

  会后华生被留下参与会议纪要的材料准备。由于价格组报告是重头戏,需要另外专门添加两个附件。会议组织者决定由田源来写一个以调为主的建议,华生写一个关于放调结合双轨制的建议。华生以“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为题提交关于双轨制思路的报告,作为价格组报告附件之二上报(刊载于1985年4月3日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在这篇报告中提出,“总思路:因势利导,外改内调。1、建立物价浮动的畅通市场。应当利用工业品自销比例扩大、价格松动的改革趋势,进一步扩大工业品进入市场的比重,真正建立除物资调拨系统外的物资市场,使牌价外的多价归一。这样,市场给出了有充分经济意义的信息量,有力刺激短线部门的企业挖潜改造,其他部门的生产要素流动集中,促使生产结构自动调整和合理化,从而使由于市场不通畅造成的不正常高价形成下降趋势 。2、再参照浮动价、自由价的长期走势和测算的理论价格,分小步把调拨物资的牌价上调,使牌价和市场价的差距缩小,形成固定价、浮动价和自由价各占一定比例(依产品不同)的合理结构。外改内调的步伐要相机掌握,有走有停,有快有慢,基本原则是使物价上升维持在5-6%。预计经过5-6年的时间,(物价总水平累计上升30-40%),可以同时平稳地完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步骤:先改后调,改中有调:1、各类短缺物资要扩大进入市场比重。有的要分步收缩统配物资的范围,由物资部门优先高价选购经销或企业自销进入市场;有的要先行稳定原平价供应的物资数额,不再增加。统配以外部分,现规定可浮动20%(造成地方部门分割;以物易物,倒手囤积;企业购销两误),应该下决心一次或分次(依不同物资)撤出这部分物资的价格管制,在形成平衡市场供求的高价后再制定真正浮动的幅度。2、各级物资部门实行双轨制,做好牌价物资调拨同时,全部进入市场,按市价或浮动价经营。3、减少统配物资,缩小指令性计划。4、在扩大生产资料市场的同时,其他工业品的固定价也要改,以浮动价为主,逐步收缩其牌价物资的供给。5、到几种物资市价统一,再分步调价。这样的改和调构成一个周期,多数物资的价格,第一阶段以改为主,改中有调。第二阶段以调为主,调中有改。经过1个或2、3个周期,价格改革可以完成。”

  莫干山会议纪要的总报告由时任国家体改委总体规划组处长的徐景安主刀。他根据价格组的讨论,撰写了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把可能引起争议的双轨制提法去掉,把放派的观点进一步融合和省略,把放调的次序也动了一下,在调放结合的大标题下把价格组的意见归纳为两种思路,即第一种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主要讲了调派的建议;第二种为“调放结合,先放后调”。从纪要内容可以看出,价格组报告中第二种建议“调放结合,先放后调”的内容吸收了华生等人关于组织市场、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思路,比如引用了浙江煤炭市价下降的实例。这份具有很強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报告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复,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同志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984年9月30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又在莫干山会议汇报材料上批示,肯定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同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在电视讲话中公布1985年的价格改革方案,“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价格的正式实施。

  1985年,华生、蒋跃、何家成、高梁和张少杰在《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论文《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再次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文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新的价格管理体制应以有弹性的计划价格为主体。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把计划价混同于固定价的观念,寻找能够灵活反映价值量和市场供求变化的新形式。具体说来,计划价格应包括:1.浮动价,或称计划幅度价;2.国家物价部门指定或委托的经济组织的报价,即指导价或带头价;3.统一计划价,这里也分为两种:一是全国统一的,这种比较少;一是地方性的,即由各级物价部门分层决策的。这种计划价较稳定,但也不是长期凝固的。这样一个价格管理体制,将以计划指导的浮动价和指导价为主体,以固定价和自由价作为辅助和补充。

  ……我国当前的价格改革不能仅是一个调的过程,也不能仅靠一个放的办法,而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从经济改革的实际出发,改、调、放结合,外改内调,以改促调,以改养调,因势利导,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价格改革道路。

  ……真正建立除物资调拨系统外的生产资料市场,使牌价外的多价归一,造成市价平稳下浮态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有计划地内调牌价向上,使两者靠近,达到价格体系的合理化,进而形成统一计划价、浮动价、指导价、自由价各司其职、协调运动的价格管理新体制。……多数物资的价格,第一阶段以改为主,改中有调。第二阶段以调为主,调中有改。有的也许一直是有改有调。这样经过一个或几个周期,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和改革就可望平稳地完成。”在华生等人的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价格改革中物资市场建立和企业(市场主体)形成的问题,而这正是价格改革在80年代末历经艰难闯关失败,而在90年代初却悄然平稳完成的重要原因。

  1984年10月15日《经济研究》召开了“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座谈会,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两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楼继伟和华生同志。华生在会上提出,改革工业品价格,要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外改内调,以改养调,稳步前进。具体设想:有意识地进一步组织、疏通和扩大工业品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以通畅的物资市场给出在经济上有充分意义的信息量,使实际存在的多价归一。平价稳住经济大局,市价力促生产结构改组,造成短线市场平稳下浮势态。然后内调牌价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这样,以分步措施实现各项改革的同步深入,并分解复杂大系统的风险,可以在财政不感到大的压力,生产稳步增长和物价总水平有所控制的情况下,五、六年内基本平稳地完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对于解决农副产品价格倒挂,他主张不要中央包下来,可以由各省市分担风险。(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座谈会)

  推荐理由(请重点论述)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城市经济改革拉开了序幕。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把改革的中心任务明确为搞活企业,而企业的性质则明确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至于如何搞活企业,从哪里入手,当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价格改革是理顺经济的枢纽,提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价格改革起步艰难。当时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工业制成品价格有的偏高,有的偏低,总的偏高;同种产品优质不优价,劣质不低价。其中最突出的是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价格改革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过逐步调整价格,改变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的状况;二是适当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通过改革,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基本合理,使同种产品的质量差价拉开档次。

  在徐景安的《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回忆文章中写道,“价格改革第一步怎么跨?当时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上调一点点,电力、铁路运输就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而销售价则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莫干山会议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周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出面组织,用以文选人的原则,从全国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选拔出124名代表参会。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领导的同志,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果然,“价格双轨制”思路在莫干山会议的正式提出“很开脑筋”,成为价格改革破冰的关键之举。当时的共识是,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价格改革应该从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入手。对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出现“调”、“放”之争,最后“先放后调,调放结合”的双轨制第三种思路的产生。正如莫干山会议纪要价格组报告所述:这种“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好处有三:(一)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二)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议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把计划、物资、价格统起来配套改革,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随着这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能出现新的局面。

  “放调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很快得到领导肯定。1984年9月3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同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在电视讲话中公布1985年的价格改革方案,“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价格的正式实施。

  刘国光在《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一文中写道,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即“放调结合”的思路。可见,价格改革初期的争论焦点是“调”“放”之争,而没有“双轨制”与“单轨制”之争。但在“放调结合”价格改革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同一种商品的计划内外价格双轨、多轨的局面,而“双轨制”成为了价格改革特别是1985年后出现的混乱价格格局的代名词。必须指出,中央关于价格改革所采纳的建议是“放调结合”,从来没有提倡过“双轨制”。因此,最初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与后来人们普遍理解的“双轨制”概念,即双轨、多轨价格,以及“计划一轨市场一轨”并非一致。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从一开始实施就颇受争议。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剧烈争论。主张双轨制价格的人,强调它的以下好处;(1)可以刺激起计划和计划外的生产;(2)可以使计划照顾不到的领域比较易于取得生产资料;(3)计划外高价可以促进节约,抑制底效益的需求;(4)可以通过调整产品的分配调拨部分与市场自由流通部分的比例,控制价格水平,使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带有经济调节的色彩等等。在刁新申1986年的研究报告“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中写道,双轨制的含义是,企业计划内生产的产品和计划供应的物资按牌价调拨、买卖和分配,计划外部分则按市场价销售或购买。在此情况下,企业无论是增加或减少生产品或投入品,其增减变化部分的价格实际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也就是说,企业计划外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就可以获得一份按市场价格出售这部分产品的收益;而每节约一个单位的原材料耗费,就等于少到市场买一份市价原材料,从而也就等于按市价标准获得一份节约收益。于是,企业进行生产决策时,可以按市场价格而不是按牌价对自己的增产和节约进行评价,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市场价事实上已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和投入发生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边际作用,形成了调整短期供求的信号和影响力量。1985年,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巴山轮会议”上对价格双轨制给予了肯定:“生产资料方面实行双重价格,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从配给制向商品化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重价格,但把双重价格应用到生产资料上,没听说过。这是一个有用的发明。所谓有用,是指它可以作为一座桥梁,通过它从一种价格体系过渡到另一种价格体系,也就是从行政、官定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有了这座桥梁,过渡起来就比较平稳。但有一个重要条件,双重价格不能持续时间过长。”

  反对实行双轨制价格的人则强调它的以下弊病:(1)易于冲击国家计划。影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发展部门的物资保证;(2)易于造成商品流通的紊乱,增加市场管理的难度;(3)破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4)—物多价使企业核算复杂化,造成企业管理的混乱;(5)计划内外的价差,刺激小企业的发展,保护落后技术,恶化企业的规模结构和技术结构。此外,计划内外价差过大,还为投机倒把造成可乘之机,于社会风气不利,等等。当时,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外国专家都对价格双轨制强烈置疑,他们认为同样的商品,两种价格,不仅不合理论,也有违常识。一个以东欧经济学家为核心的世行专家小组,正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价格双轨不能久拖,要尽快实现并轨。从此,对双轨制的批评就开始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组织的对双轨制带来的弊端的讨论,1988年,这些讨论被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并在此后两次再版。吴敬琏所代表的对双轨制导致腐败的指责,得到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同时,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和李剑阁等一批经济学人反对价格双轨过渡和局部性的改革战略,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积极推动“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但终因整体配套改革所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以及这些利益不可调和,同时宏观经济局势转向不利,而未能推行。在1986年底,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

  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低潮,中国经济逐渐迈上市场经济的轨道。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成长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开始做出了积极评价。(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概括了对双轨制的评价:“双轨制是在中国转型中产生的创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进效率又是帕累托改进的独到特性,双轨制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其他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过现存的“旧的”制度来保留改革中受损害者的租金,它使补偿改革的受损害者成为可能。同时,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特性并不意味着为了效率而牺牲其它目标。”(Roland, 2002,中文版,P148)。经济学家刘遵义、钱颖一和Roland使用了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概念来处理价格双轨制的均衡和效率并且实际上也得到了与Byrd相同的结论。他们使用一个简单模型证明,“假如计划的数量小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都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下,他们发现,只有允许计划的权利一方与计划义务的一方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就是把计划权利与义务货币化(租金化),而不是继续执行实物的计划分配,才可能实现配置的效率。因此。他们还得到了另一个结论:“假如计划的数量大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总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如果计划的权利与义务是以租金的形式来履行的话,那么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1998年则在北京大学的题为“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的演讲中这样评价,“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行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得到适当奖励。”(“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刊载于199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改革,它同样被改革的其他大多数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就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尽管在此期间双轨制由于其产生的腐败后果曾广受批评,但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而且腐败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双轨制本身,而是在于权力的缺乏监督和制衡。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而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这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从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强烈抵制的原因。这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够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出市场的力量。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的逻辑始终就是增量改革的思路,试图管住存量,放开增量,两部分的激励机制,一个实行计划,一个推向市场,结果是增量的积极性远比存量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旧体制得以向新体制转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主义式战略逐步传播出去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尽管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以及发生在1985-1986年前后的那场关于价格改革争论现在已经少为人知,但是价格双轨制或双轨过渡的思想与方法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相当的共识,而且价格双轨制也成为中国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最有代表性的“程式化事实”。因此,在回顾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时不能不重新评估价格双轨制思路最初提出的意义,这对于认清中国改革做对了什么和今后应该怎么做具有重大价值。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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