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中投公司“走出去”

　　虽然背后有千军万马撑腰，但中投这只小狮子仍然小心翼翼的观察外面这个动荡的世界，那些在迷雾中挣扎的华尔街机构都曾经是中投窥视的猎物，而现在这些被风暴击毁的弃儿们也渴望来自中投的拯救。但是，这场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仍在蔓延，让渴盼而又不安的中投选择了继续等待。

　　在西方金融机构及其他资产大幅缩水的当下，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是否见机“抄底”在国内引起争论。事实上，分歧在于“抄底”的时机，而不是可否的问题。因为这场危机尚在日益恶化的进程中，那些涉入高杠杆衍生品市场很深的机构可能随着市场的恶化而进一步遭受打击，过早投资这些不透明的公司或会“踩雷” 。因此，舆论在危机水落石出之前，大都倾向不支持贸然行动。这主要是因为中投在去年成立后实施的几项诸如入股摩根士丹利、百仕通和巴克莱等投资，目前都陷入严重的浮亏。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便一直倡导“走出去”战略，一是推动国家主权基金进行海外金融投资，对外汇保值增值；一是支持央企在海外进行资源类资产的并购或股权投资；第三种是鼓励传统的对外承包工程；最后一种是，中国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或投资。资源短缺，技术升级和扩大市场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原因。

　　我们需要客观评价中投的损失。应当说，刚刚出海就遭遇风暴的中投属于运气不佳，而且华尔街几乎没有人能够躲过此次危机。但是，这也提醒我们，中投仍然缺乏对全球市场趋势的把握，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失衡严重且资产泡沫濒临破灭的高潮期频繁投资。中投缺乏熟悉国际资本市场和复杂的金融产品结构的人才。一些现象也表明，中投在各个市场的法律与规则上缺乏充足的准备。比如，中投在货币市场基金The Reserve的投资赎回陷入纠纷，中铝所持力拓股权也因由雷曼兄弟托管而陷入不确定之中。这些都说明，中国海外投资在法律准备上还不够充分。

　　实际上，中投海外投资的数额并不庞大，并分布于不同投资品种，锻炼与试验的意味颇浓，在相关基金委托投资合同中也附带培养本土人才的要求。因此说，目前的浮亏也属缴纳“学费”。我们认为，中投不能因噎废食，在舆论压力面前做出过于保守的决定。任何投资都具有风险，我们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态度以及成长与进步。我们不支持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贸然投资，但是，我们支持中投积极主动寻找机会，择机出手，我们对中投决定增持百仕通股份由9.9%到12.5%表示欢迎，我们认为，中国并购海外资源资产的脚步也不应停止。

　　与金融领域的股权投资相比，中国企业走出去则面临更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对中国企业当前走出去大规模并购并不乐观。金融投资因不存在参与投资企业的运作而坐享收益，但企业并购不同，面临两种企业文化的碰撞，显然，国际化程度很低的中国企业可能水土不服。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体资产一般是满足国内资源以及技术升级的需求，恰恰是在这两个要素领域存在严重的保护主义，面临着严格的政治审查，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以及技术出口存在禁运，在全球能源领域也兴起国有化浪潮。例如中海油收购美国的优尼科被美国国会阻止。因此，这类并购或投资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干预，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和资产可能难以获得，而能够投资的或许只是价值较小的传统产业。

　　实际上，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或并购难以成功的主要障碍是国际化程度太低，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纵横国际市场的经验，这部分与中国开放时间短暂有关，大部分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也缺乏熟悉各国不同法律、税务以及劳工等方面知识的人才；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文化与国际主流的商业文化差距太大。大部分企业没有能力管理一家外国公司，因为中国公司本身的治理都存在问题，这会造成双方的文化冲突，从而令并购事倍功半，消化不良，伤及自身。从中国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海尔、联想、TCL等海外并购并不成功的案例来看，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并购成功的能力。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趁火打劫”的机会，去收购那些濒临倒闭或陷入困境的海外技术性或服务型企业。我们本应该时刻为“走出去”做好准备，但是我们仍然缺乏自信和素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属于“野蛮生长”，在一个不成熟但潜力巨大的市场快速壮大。因此，我们应该完善市场制度，企业不能长期依靠人际与政商关系及缺乏文明的劳工、环保制度来获得发展，也应该改革教育与科研体制，开放要素市场，让企业在一个自由的市场充分竞争，形成成熟的商业文化，才可能培养出一批可以走向世界的企业。而在当下，我们支持中国企业大力引进海外人才，包括技术人才、服务业人才、管理人才，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准，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通过加深双向的互动，让中国经济细胞真正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