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原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江波细数蛇口改革开放成功经验
大胆改革，大胆用人，大胆创新
在深圳蛇口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的前一天中午，江波和几位以前的招商局同事一起吃了饭，袁庚也参加了。
2007年4月，招商银行举行了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作为招商局原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也是招商银行的第二任董事长，江波接受了马蔚华行长代表招商银行授予他的功勋奖杯。回顾20年前，招商局咬咬牙拿出了5000万元人民币、500万美元作为开办资金创办招商银行时。江波谦逊地说，这一切，并不是先知或者远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蛇口工业区的经验
《第一财经日报》：蛇口工业区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深圳，有一种说法“先有蛇口后有深圳”，你认为创建蛇口工业区的尝试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和意义？这里面最成功的理念是什么？
江波：我认为蛇口工业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尝试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也是为改革开放进行试点并提供了借鉴意义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思想上，袁庚领略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思路，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和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完全不同的思路。
在实际行动上，那时并没有“招商引资”这个概念，可是袁庚在蛇口工业区坚持的一些举措恰恰就是后来全国都在进行的“招商引资”。因为之前邓小平已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袁庚正是在这些字里行间领悟到了发展机遇，提出“多方设法吸引港澳及海外游资”，从而产生蛇口工业区这个“试管婴儿”的。
比如，国家只给了蛇口工业区政策，并没给钱，而招商局当时的资产只有2亿多港元，为此，袁庚提议搞了一个投资简介，提出了一系列对外资企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外企到蛇口工业区来投资，可以给予所得税方面的优惠，那时就是15%的税率。可以说，招商局是第一个制定了详细的为外国资本服务的政策规定的内地机构。
蛇口工业区的这些政策以及所收到的积极意义都是被中央重视并肯定的。所以，此后深圳特区的政策以及全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的成立以及制定的政策，都是有蛇口工业区的影子的。
合理用人和大胆尝试
《第一财经日报》：提到招商局现在的成就，不能不提到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多年来以航运为主业的招商局是如何想到介入到金融领域的？这两个企业都是你在担任招商局总经理期间创办的，你是如何做到先知先觉的？
江波：我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如果有，可能就是袁庚。对我来说，我做梦都没想到招商银行会发展得这么快。去年，招商银行为感谢我在工作期间对招商银行所作的贡献，颁给我一个纪念奖品叫功勋奖杯，我感到受之有愧。我给自己的评价是：曾为招商银行的发展加过砖瓦，说功勋则谈不上。
提出成立招商银行的设想是在1986年，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同志来蛇口视察，袁庚向她汇报了蛇口的建设情况，并大胆地提出由蛇口工业区负责、不要国家投资创立一个商业银行的设想。袁庚认为，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为中国今后成立商业银行提供经验，陈慕华同志认可了我们这个思路。
于是，我们在1986年5月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关于成立招商银行的申请报告并在三个月后得到批复，批复里规定：招商银行是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投资的综合性银行，注册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据此，招商银行于1987年4月8日在深圳蛇口正式成立。
1亿元的注册资金开个银行原本就显得很少，可是我们当时一切都要贷款发展，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本来实收资本规定为3000万元人民币和500万美元。于是，我们咬咬牙拿出了5000万元人民币和500万美元作为开办资金。
袁庚是招商银行第一任董事长，我是第二任董事长，到1995年我卸任招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发展成为有10家分行，100多个网点，员工1700余人，可以说是一家初具规模的全国性银行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先知先觉，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是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我们的思路更创新更大胆罢了。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你回过头来看招商银行等企业的发展历程，你觉得最成功的方面是什么？这里面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江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用对了人，比如招商银行的王世桢，平安保险的马明哲等。
我记得当时袁庚和我商量招商银行行长的人选，他提出了王世桢，我也同意他的意见。王世桢同志和我一起工作多年，他虽然不是学金融的，但他的优点是思想比较开放，头脑活跃又肯学习，还能团结同事。
另外，我们还请了当时将要退休的中国银行武汉分行的行长薛禹闰女士做副行长，协助王世桢，她除了有银行的专业知识，思想也比较开放，敢于创新，后来证明两个人选都选对了。还有一个顾问是蛇口工业区的纪委书记康光村，这个班子搭起来后，这么一个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小银行就正式开业了，他们为招商银行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南玻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也要归于曾南的功劳。当初几方股东用50万美元成立南方玻璃有限公司，我任董事长，曾南为总经理，没想到20年后南玻成了中国玻璃业的龙头企业，并在1990年上市。
同样，平安保险创立和以后取得的成功，马明哲也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他大胆地提出了成立保险公司的设想，并且还到北京去说服主管领导，最终，平安保险是在1988年成立的，马明哲作为招商局的股东代表出任平安保险董事总经理，当年只有32岁。还有如明华公司的张敬华和中国集装箱的麦伯良等。
海虹香港上市开先河
《第一财经日报》：你担任招商局总经理十几年间，给招商局带来了很多产业上和理念上的变化，比如南方玻璃成为国内玻璃行业龙头，收购友联银行，海虹成为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扩大了集装箱业务，建立了明华油轮船队，确立了房地产成为招商局的几大主业之一等。你自己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江波：我一直认为，招商局的诸多成就，主要归功于袁庚同志，而我只是辅助他的。招商局这30年里最成功的除了蛇口工业区外就是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这两家都是袁庚主导的。而我自己，我比较满意的是让海虹成为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
海虹上市也是一个创新，当时我担任招商局总经理已经8年了，事业发展得越快需要的资金就越大，而我们当时的资金来源除了利润积累就是贷款，负债率已达到了极限。在这之前我们已收购了友联银行，这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们在管理友联银行时得到了一些启发，发现很多国家的资本市场里，集资方式多种多样，如上市、发行债券、搞基金、收购、兼并和资产买卖等等，于是，我们也动了上市的念头。
这样，我们就开始研究有关上市问题，研究香港上市的有关法律规定，研究哪些企业可以上市。在选公司时，我们考虑到：我们是一家国有公司，又是第一次在香港上市，一定要选一家现在经营情况很好而且很有潜质的企业，不能借上市欺骗公众，更不能砸了招商局这块金字招牌。一开始考虑了友联船厂和仓码公司，但觉得盈利情况或者盘子大小不合适，最后还是觉得海虹公司比较适合。
海虹是生产船用油漆的企业，是买了丹麦名牌老人牌油漆公司的专利，有一定的客户，每年都有盈利，公司效益比较好，公司财务账目也很清楚，在会计制度方面稍加调整就可以与国际接轨，其缺点就是盘子小一点，不够气派。
上市前，我们找的几家包销商反映之好超出了我们的意料，几家包销商都想多要一些额度，有的包销商不请自来，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由于这是第一家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香港联交所很快给予了批准，最终在1992年2月15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海虹上市给招商局、其他内地企业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什么？
江波：海虹上市在当时是香港很轰动的，给招商局最直接的影响是带来了资金，更是给了其他内地企业很大信心。
我是以海虹集团董事局主席身份参加上市仪式的。香港汇丰银行及香港中央证券公司的记录显示，申请认购的公司或个人超额认购373倍，动用了香港市场现金312.3亿港元，这是香港股票市场成立100多年以来的第二个纪录，海虹股票当天由每股1.5元上升到4.2元。
同时，也影响了招商局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理念。我认为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中国内地企业界的影响，当时《经济新闻》就说估计随后会有中资公司甚至国有企业陆续到香港上市，事实果然如此。香港中资机构纷纷找上门来要我们介绍上市经验。此后，香港的中资机构纷纷在港上市，内地的企业也争先恐后，这是海虹开了个好头！
“我和袁庚惊人的一致”
《第一财经日报》：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都会提到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袁庚，你和他搭档了十几年，并接替了他的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职务，你如何评价袁庚？和袁庚搭档中的默契是如何形成的？
江波：招商局的发展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招商局的带头作用和袁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先知先觉，袁庚是这样的，我是很佩服他的，他对事情的判断和预测非常敏锐和准确。
袁庚到招商局工作不久，在代交通部起草的报告中就提出了招商局“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二十四字方针；他的思想非常先进，比如他率先提出公开招聘干部，群众民主选举干部，有意见可以直接找他反映，他向蛇口工业区自己的报纸指示：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我和他在改革开放、大胆创新方面的思路是惊人的一致，所以，在他担任常务副董事长、我担任总经理时，尽管作出的很多决策都是新尝试，都是当时不可想象的，但我们都能一拍即合。
我从远洋到招商局也和袁庚有关。袁庚初到招商局时，交通部给予他的权限是凡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在自筹资金的条件下，可以自行决定。袁庚觉得自己的担子很重，他很想能有个人帮助他。由于我当时在中国远洋分管招商局，和他交流比较多，在开放改革的问题上，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希望我能到招商局。
那时我已经57岁，当时在提倡干部的年轻化，企业干部55岁就可以退休，我也做好了退休的准备。袁庚几次说服我来招商局协助他管蛇口，我答应了，为此，他特地找了时任交通部长的李清和常务副部长钱永昌，并得到他们的批准。这样，在1983年10月份，我正式到招商局担任董事副总经理，协助袁庚管蛇口工业区和船舶贸易部。
到了1985年我满60岁了，招商局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偏大，1985年交通部决定调整领导班子，决定由袁庚担任常务副董事长，我没有想到会任命我为董事总经理。袁庚退下来后，我在1994年8月开始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由李寅飞任总经理。
我觉得我和袁庚既是老同事，也是老朋友，工作上配合得非常默契，被袁庚誉为这是招商局最好的十四年。
在李寅飞担任总经理后，我是这样对他讲述我和袁庚的配合方式：日常行政管理是我的事，不劳袁庚费神；有些事是我和大家商量比较成熟了，再和他商量，他点头了，再拿到办公会上讨论，形成决议执行；他想到的事情会和我商量后，再到办公会讨论。总经理就像部队的参谋长一样，抓工作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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